《说文解字》中对“父”的解释是：“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可见，引导和教育子女自古就被视为父亲的一种天职。为人父者对子女影响深远，可不慎乎？

　　现代作家茅盾（本名沈德鸿）的父亲沈永锡，从小学八股，16岁即中秀才，但他却从心里讨厌八股，喜欢学习数学。结婚前，沈永锡没有钱，不能购买关于数学方面的新书，又迫于长辈的压力，只能偷偷学习数学。茅盾在回忆录里提及父亲学数学的经历——沈永锡从家中的藏书《古今图书集成》中找寻学习数学的书籍，“由浅入深自学起来。他还自制了一副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结婚后，因妻子陈爱珠有八百元银元填箱，沈永锡就畅想以此买书、去沪杭见世面、到苏州游玩、去日本留学等，这些异想天开的想法，遭到了14岁即在娘家管家的妻子的婉劝。待到茅盾8岁时，沈永锡病倒了，但他仍然每天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学习“最有兴趣”的数学，“自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分”。此外，他还喜欢阅读“声、光、化、电一类的书”和“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以及“留日学生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

　　沈永锡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数学，是因为他认为中国要第二次变法维新，必然要振兴实业，这就需要理工人才。因此，他在立遗嘱时特别强调此点。立遗嘱后，沈永锡不再看数学方面的书籍，而是“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常常讲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强国”，还常常勉励茅盾：“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并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义。茅盾在高等小学会考时，根据父母的日常议论写成《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一文，并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一句结尾。此文受到主考官卢鉴泉的大力褒扬：“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与热爱数学的沈永锡不同，戏剧家吴祖光的父亲吴瀛（字景洲）则是挚爱古玩字画碑帖。读吴祖光《怀念父亲》一文，可看到吴瀛是一位“一贯热情戆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他不擅长做官，“热衷的是读书、作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吴瀛倾尽所有购买古玩字画碑帖，常常弄得古玩店的伙计“来家要账”，甚至每年“三节”（端阳节、中秋节、春节）都有一屋子“客客气气”的伙计坐在门房里赖着不走。更甚至牵连无辜，弄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吴祖光清楚地记得：“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连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即使在抗战“仓皇避难入川”时，吴瀛依然看重书画等古文物，“万里征途之中他宁肯将衣物箱笼大量弃置，却精选一部分心爱的书画不辞艰险带在身边”“到了四川之后，经过轰炸和多次搬迁，稍得安居时，他又开始逛古玩店，把旧字旧画、古玩玉器抱回家来。真是本性难移，顽固至极”。

　　待到吴瀛年老因脑溢血卧床四年，再也无力保管自己的古旧文物时，他不假思索，同意了吴祖光将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的建议。吴瀛“将所藏二百余件古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高兴地说：‘交给国家，比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真可谓“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其实，父子既可以做朋友，也可以做“兄弟”。当代作家汪曾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和《自报家门》这两篇散文中提到，他父亲汪菊生“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会“养蟋蟀，养金铃子”；年轻时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也会踢足球，“还练过中国的武术”。这是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父亲，但是他并不古板，“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少发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他会“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他会为孩子做精美的荷花灯、西瓜灯，他会陪孩子一起唱戏，“还挺高兴”。当17岁的汪曾祺给初恋写情书时，汪菊生还在一旁“瞎出主意”。对于人们以之为怪的这种父子关系，汪菊生美其名曰“多年父子成兄弟”。因此，汪曾祺72岁时在散文《我的父亲》中写道：“我的童年是很美的。”他想念童年，想念父亲。

　　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汪菊生并没有什么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但是他培养了汪曾祺的生命趣味和家庭观念。汪曾祺深受父亲影响，对自己的孩子也非常和善、民主，给予儿女充分的自由，他的孩子、孙女可以叫他“老头子”，他亲手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汪曾祺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正如现代作家冰心于《繁星·七五》诗中所写：“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每个父亲都有他的“海”，做儿女的也应该聆听父亲的“海”，因为，父亲的“海”里也有一个你。 （题图摄影：刘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