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义务戏”作为兼具艺术价值与社会功能的特殊演出形式，既是行业自救的实践，更是近代都市慈善文化的重要载体。其雏形可追溯至清代梨园界的“搭桌戏”——一种为救济贫苦同行，在常规演出中加演场次并将收入全数捐助的行业善举，体现了梨园界“以艺养善”的行业伦理。

　　天津，这座因河海而兴的北方商埠，因其独特的码头文化和五方杂处的人口结构，为义务戏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1906年田际云携新剧《惠兴女士传》来津义演，标志着天津义务戏从行业互助向社会化慈善平台的转型。此后的四十年间，天津义务戏紧扣时代脉搏，从行业互助到文教扶持，从赈灾救荒到救亡图存，构建起艺术与公益深度交融的城市文化范式。

　　《惠兴女士传》义演的跨城联动，彰显了清末新式慈善理念的公共转向。1906年2月，北京玉成班班主田际云将杭州贞文女学堂创办者惠兴女士殉学事件改编为时装新戏并在北京义演成功，天津天仙茶园老板赵广顺特约其原班人马，于同年8月在天仙茶园义演两日。据《大公报》记载，此次义演采取“戏资加捐”模式，将募得的英大洋50元、小洋544角及铜元4080枚，悉数上缴“国民捐”。这场天津首次有文献记载的义务戏，不仅促成了京津名伶首次同台献艺，还开创了“固定戏价+定向捐输”的筹款机制。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搭桌戏”的行业局限，将慈善的大门向社会公众敞开，使义务戏从梨园内部的行业互助之举，转变为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慈善行动，为天津义务戏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民国时期，天津义务戏逐渐形成“赈灾救荒、扶危救弱、兴学助医”三位一体的慈善格局，并通过“机构主导—艺人响应—社会参与—媒体协同”的运作模式，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支柱。

　　民国时期，各地频发的水灾、旱灾等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天津各界以义务戏为主要手段，为受灾民众筹集善款。1907年江北大水，广益善会邀请谭鑫培、王瑶卿等在李公祠连演五天六场，艺善会邀请盖叫天等连演数日助赈。一时间，各茶园纷纷响应，共筹集善款三万余元，全部捐给灾区。1917年京畿水患，津邑沿河一带村庄多被淹没。为救助灾民，京剧演员尚和玉、李吉瑞、薛凤池等在升平舞台、李桂春等人在东天仙茶园义演赈灾。戏剧改良社、雅韵国风社、正乐育化会、广东会馆等团体也纷纷加入义演行列，种种善举，不一而足，充分展现了天津各界在灾难面前的团结与担当。

　　扶危救弱，是天津义务戏的又一重要使命。一方面，为救助贫苦同行举办的“搭桌戏”始终延续着梨园界互帮互助的传统。1929年赵子英在新明戏院演“搭桌戏”，邀请著名票友刘叔度等助阵。1935年天津市游艺促进会将演出义务戏所得购买的米面发放给贫苦艺员，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冬赈义务戏成为城市扶贫的重要方式。天津艺曲改良社每年冬天都会组织义务戏，为贫困百姓筹集冬赈物资；八善堂、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等慈善组织也会举办冬赈救济会，邀请京津名伶演出义务戏，如1935年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特邀杨小楼、荀慧生等名伶在北洋大戏院演出义务戏，所得款项用于增设粥厂，被时人誉为“贫民之福音”。

　　兴学、助医是义务戏的两个重要延伸。1929年京津坤角为宝坻喻氏小学筹款扩建。1930年郝寿臣、高庆奎等人为培才学校义演，收入悉数捐助校舍建设。助医方面，北京慈仁医院、天津农工军警医院等机构都曾通过义务戏解决经费困境，凸显出慈善与民生的深度关联。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义务戏的慈善属性全面升华为政治动员工具，成为凝聚民族力量、鼓舞抗日斗志的精神武器。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尚小云与王又宸率先在北洋戏院演出义剧《白罗衫》与《盗魂铃》，雪艳琴与吴铁庵在春和戏院上演《廉锦枫》《白蟒台》等剧，章遏云露演粤剧《仕林祭塔》与《园林幽怨》，所得票款悉数捐给上海第十九路军的抗日将士。为声援东北义勇军，天津名票俞珊在春和戏院演出《玉堂春》。为帮助榆关受难同胞，陶默庵、奚啸伯在春和戏院举办赈捐义务戏，合作演出《红鬃烈马》。这些演出，传递着天津戏曲界的爱国情怀，也激励着无数天津儿女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从1906年《惠兴女士传》首开社会化义演先河，到抗战烽火中的救亡筹款，天津义务戏始终以“寓乐于善”为内核，构建了艺术与公益深度融合的文化范式。作为“九河下梢”的航运枢纽，天津五方杂处的包容性催生了独特的艺术融合，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在这里交融，打破剧种界限，出现了“一台三腔”“梆簧两下锅”的艺术创新。商业文明与江湖道义在这里碰撞，孕育了“义利共生”的伦理自觉，催生出“以艺载道”的实践智慧，也成功完成了艺人从“优伶”到“义士”的身份转型。行业会馆的制度化运作，使得慈善行动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义举，而升华为城市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天津梨园义务戏的百年历程，既是戏曲艺术与社会责任相交织的史诗，也是近代中国慈善精神演进的微观镜像。如今，回顾这段历史，那些镌刻在戏单账簿中的慈善记忆，见证了传统行业伦理向现代公共精神的转化，为今天的公益事业提供了有意义的经验。义务戏，从江湖码头走向民族救亡的洪流，用艺术诠释了社会责任，用慈善彰显了文化力量，最终凝结为天津的城市精神丰碑。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系列文章“津派文学与文化丛谈”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陆续刊发侯军先生撰写的系列文章“淘书琐忆”。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