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贵在简洁，讲究惜墨如金。刘勰说：“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文心雕龙·议对》）

　　欧阳修以文字简洁、凝练著称，追求“事增文简之法”。他和宋祁依据《旧唐书》等大量史料合撰《新唐书》，书成后，上表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前”与“旧”均指《旧唐书》等史料）欧阳修任翰林学士时，与同僚外出游逛，正巧遇见一匹脱缰狂奔的马踩死大道上卧着的一条狗，他便叫同游的人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一人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另一人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二人都用了十二个字。欧阳修听后说：“假使叫你们编撰史书，就是写一万卷也写不完啊！”同游人便问欧阳修如何描述，他答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这个典故表明欧阳公用字务求洁简。他在《醉翁亭记》一文中描写滁州景物时，最初用了二十多个字，几经删润，最后只用了“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这是尽人皆知的实例。

　　唐代许多诗人为锤字炼意，苦心孤诣以求达到独特境界。贾岛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王建说：“典尽客衣三尺雪，炼精诗句一头霜。”李频说：“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可见，用字的精炼是诗文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言有尽而意无穷，才是文章之妙笔。

　　然而，千古文章从无定格，未必简洁就好，要看是否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是否有自然而然之妙，而不全在文字的简与繁。李渔说得好：文字“多而不觉其多者，多即是洁；少而尚病其多者，少亦近芜”。（《闲情偶寄》）由此，我想起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稹的《行宫》。这两首诗都是追述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的遗事，而一繁一简，一长一短。明代诗人瞿佑（字宗吉）在《归田诗话》中说：“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