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其峰先生1920年生于山东招远，幼年时学习书法，1935年，少年孙其峰考入招远中学，由该校美术老师徐人众教授美术；徐是齐白石弟子，亦受徐悲鸿影响，其言传身教为孙先生研习中国传统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40年代前期，孙先生在北平工作，并考入当时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北平艺专”）。徐悲鸿任校长时，推崇以素描为造型基础的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写实能力，要求学生多进行户外写生，又号召学生关注现实，接近生活，以“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并重。孙先生在此求学期间，也多受其影响，刻苦训练之下，他的速写和造型的能力迅速提高，深受徐悲鸿赏识。徐悲鸿虽以素描作为造型之基础，但于笔墨亦加重视，鼓励孙先生习书不辍，并扩充取法。这种不同于以往所受的传统中国画的教学方式和迥然不同的教育体系，给孙先生很大启发，为他日后更加深入地挖掘和发展中国传统绘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孙先生其时并非独师徐悲鸿，此时的北平艺专名家云集，黄宾虹、李可染、李苦禅、汪慎生等亦在其间授课，为孙先生转益多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铸就了其兼收并蓄、熔古铸今的艺术风范。1947年于北平艺专毕业后，孙先生与同窗好友刘蔚在中山公园举办联合画展，徐悲鸿到场参观，并题“一时瑜亮”四字加以鼓励。

　　1952年8月至1980年8月，孙其峰先生历任河北师范学院、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五七艺校、天津艺术学院教师、系主任、系党支部书记；1980年8月至1983年6月任天津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后为天津美术学院终身教授至2023年终老于此。

　　孙其峰先生是天津当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传薪者，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和弘扬者，是中国艺术界、美术教育界的一座高峰。孙先生艺术道路的发展是跟教学分不开的，因其在艺术生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始终处于教学第一线，不断地与师生交流，面对不同历史时期和基础的学生，以及萦绕在他们身旁、通过他们展现出的具象的艺术时代氛围时，孙先生需时时反刍自己的艺术生涯，归纳、总结和发展自己的艺术理念，以适应这种持续的输出需要。可以说，孙先生的艺术实践与其教学理念密不可分，互为促进。

　　孙先生长期耕耘在教学一线。1981年，在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主办的“藻鉴堂花鸟画创作座谈会”上，孙先生所提出的几点问题，更是透过教学恳切地陈述出其时中国花鸟画，乃至中国画发展的核心问题。首先便是“写实”与“写意”的问题，这一问题自20世纪中国开始走向近代化以来，便在关于美术的讨论中处于关键地位。自陈独秀喊出“革王画的命”之后，中国绘画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视觉化的一部分，“以形写神”的创作手法和视觉表现语言，被拿来与西方古典学院派精准的，符合透视、光学和解剖学的“写实”的表现方式作对比，以得出中国传统绘画并没有发展出“科学”的观察和表现时间的方式，来宣扬中国传统绘画的“落后”和应当被取缔。由果溯因，“挨打”的社会现实证明了“落后”的文化，“进步”的社会现实观念化为“科学”的思维逻辑，而“科学”的视觉化正是按照视觉逻辑表现的“写实”手法。故而以“素描”为基础的美术教育体系，便借着这股东风进入中国传统绘画的训练之中。

　　当然这种冲击和碰撞本身并没有问题，作为新的力量被注入中国传统绘画中，确实使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绽放出各种新的光彩，且孙先生本人也认同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但以素描为核心的“写实”画法所存在和依托的社会历史语境，毕竟与彼时的中国不同，中国传统绘画的核心材料——毛笔，决定了“写实”观念的本土化和落地，必然要发展出新的形式语言，简言之，“观念”需要由“形式”来实现。而铅笔、排刷、油画布与毛笔、宣纸、绢的物质属性截然不同。

　　笔者推测，孙先生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也深感这个问题的棘手，故而在这次会议上着重强调“写意”观念下的花鸟画价值、形式语言和训练方式。他指出，笔力、笔法是彼时花鸟画教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认为艺术与科学截然不同，“形”与“线”不可衡量，不可要求统一看法，在参考“写实”的观念和重视“写生”的方式的基础上，不可以西洋体系代替中国体系，进而忽视了笔墨、神态、程式的重要性；不可片面地强调造型与色彩，追求素描照相机式的再现，而不在意临摹和默写训练；进而指出如果片面地强调“外师造化”而忽视了“中得心源”，便会将艺术创作束缚在自然状态内，并且会逐渐丧失民族传统，最终导致在形式上出现“能静不能动，能求形不能求神，能技术，轻理论”的状态。同时对于“写生”来说，在教学中是需要提倡的，对“写生”的重视也是突破清代以来部分中国传统绘画陈陈相因的窠臼，在学习程式语言的基础上，直接观摩自然对象，从自然对象上补充、发展笔墨形式。但这里的“写生”是一种观察和体验对象的方式，并不是以“素描”式的“速写”为基础的表现方式，在“写生”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对表现对象神韵的表达，或者说是体悟自己在“写生”过程中心性的变化，借物象抒己意。

　　孙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便能指出中国传统绘画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突破“素描”与“写实”困境，发挥民族性，这正是他借由教学工作不断反思的一个视角；这种反思不仅体现在绘画这一个门类上，由于中国传统绘画与书法的紧密关系，在孙先生的创作和教学生涯中，对书法的锤炼未曾稍逊。

　　孙先生学书既早，幼承家训，终生临习不断，故而书法不断精进。又应教学之需求，不断将自己的思路和感悟体系化，如其在上世纪60年代为学生讲授书法期间，便再次研读了《艺舟双楫》《书谱》《广艺舟双楫》等传统书论，并详细注解。在这样的过程中，认识与实践不断相互砥砺，推动了孙先生对传统更进一步的认识，如其所言，“四十岁（1960）而后，开始注意法以外的一切——理、意、情、韵……尤其注意理的研究，因为我是教师，不能只授学生以法，必须使之明理，只有明理才能举一反三，法是当然，理则是所以然”。此处所言之“理”，用孙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过河拆桥，弃舟登岸”。“桥”与“舟”是为“法”，对应着具体碑帖中的点划、结构、形象，而“理”则是构成不同碑帖美感的规律和逻辑。正是在这种悟理、说理、践行理的过程中，孙先生晚年书风大变。如其在《砚畔随想》中所言，上世纪90年代写隶书仍强调其分势，撇捺如鸟翼般分开，而后才追求横势，着意方扁，这种变化便是孙先生对理推敲的结果，脱离东汉碑版，而留意简牍、瓦当等民间书写，从具体的不同书体汇总抽象出隶书之“理”，后能援简牍入汉碑，启个人风格之变。

　　孙先生为人热诚，尤为关爱学生，对教学倾注的热忱丝毫不逊于艺术创作。据首都师范大学徐改先生回忆，1960年他在求学之时想学篆刻，便于一天晚饭后登门拜访住在教师宿舍的孙其峰先生。其时孙先生正在吃晚饭，见有学生来访便匆匆吃完，后拿起平时所藏石头，一边教学，一边示范，并为徐先生制印一方，孙先生敦敦师长之态可窥一斑。日常教学中，他也热衷于为学生直接示范，多亲自为学生改画，不仅孜孜不倦地创作各种课徒稿来提升教学质量，还借助这种教学相长的方式锤炼自己的艺术创作思维。著名美术理论家郎绍君先生提及与孙先生的交往时，同样感慨于孙先生的有教无类，称孙先生对教学的热情甚至比对创作还高，并且走到哪儿教到哪儿，丝毫不在乎求教者的身份、能力、学识、地位，这样无私的精神在郎先生所接触的同时代的老先生中也是不多见的，故而当孙先生晚年养病或住院治疗期间，他以往教过的学生多自愿陪护照料。

　　追忆孙其峰先生之文字颇多，且多涉及其艺术生涯，而我选先生之一侧面，片纸拙文，以记先生的中国画教学与实践在历史文脉长河中的独特贡献。

　　（作者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中国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学人小传

　　孙其峰（1920—2023），中国当代著名美术教育家、书画艺术大家。天津美术学院原副院长、顾问、教授，中国国家画院院部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原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原理事、西泠印社原理事，天津市文联原常务理事，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天津中国画研究会原会长、天津中国画学会顾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中国造型艺术成就奖、西泠印社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