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刘 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闫 丽 本报评论员

　　现代化大都市要有现代化的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人民城市理念”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需求、汲取群众智慧、善用群众力量，大城善治“绣”出美好生活。

　　闫丽：城市治理是发展命题，也是民生命题。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有归属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标尺。对于天津这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之治是一道综合性大题。

　　刘刚：的确如此。超大城市是巨大而复杂的生命体，人口、交通、金融、服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其间广泛聚集、高速流动，空间格局紧凑、治理结构复杂、运作机理多样等是重要特征。加快完善与超大城市功能定位相适应、与群众期盼相符合的城市治理体系，既是一个共同治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分层治理的过程。共同，在于系统性、广泛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群众等形成治理共同体，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分层，则意味着治理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有层次、多维度的，对不同群体、不同诉求分类施策，对多种利益统筹协调。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治理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最终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凸显人民性和服务性。

　　闫丽：群众的“金点子”是治理的“金钥匙”。在河西区，一支由环卫工人、小区物业、外卖小哥、维修人员共同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触角，为平安社区赋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来，让不同主体参与到治理的不同环节，才能实现善治。

　　刘刚：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是多种力量和主体的联结，是多种诉求的有效满足，也是多类群体作用的充分发挥。超大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治理非一家之力可以完成，需要找到民众、社会组织与企业等利益相关主体的最大公约数，达到价值、目标和利益的一致，以此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滨海新区探索“五社联动”的治理新模式，集结有志愿热情的社区能人、活跃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慈善资源等，为社区困难群体提供支持性服务、开展社区公益与志愿活动。几方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协同发力，就能形成城市治理的最大合力。

　　闫丽：城市治理说到底是人做工作、做人的工作。以人为本，需要磨好绣花针，也要用好穿针法，不断探索、创新治理方式方法，可以是高科技的融入，也可以是治理场景的丰富，让大城众管有更多“打开方式”。

　　刘刚：“人民城市”包含着人们对一切美好生活的想象，城市治理的“供”要精准对接群众的“需”。这与治理各个环节的基础设施、办事人员的专业素养有关，在数字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也与技术创新、场景创新密不可分。如今，办事流程一减再减，材料一再“瘦身”，更多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服务，提升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数字赋能，以“智”促治，使治理的方法和手段再丰富、再升级，这是我们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闫丽：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市容与繁荣共存，烟火与文明相伴，活而不乱、活跃有序，如何处理好活力与秩序？

　　刘刚：作为城市治理的两个目标，活力与秩序从来都是有机统一的。既规则明确、竞争公平，又包容创新、彰显活力，这对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火候和力道是一种考验。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发展。但“管”不等于“关”，需要更高的智慧，这是“绣花功夫”。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推出了潮汐市场、潮汐摊位，定点定时定区域经营，让流动商贩经营像潮水一样能进能退，既保证了居民“菜篮子”的便利、摊贩经营的稳定，也减轻了一线执法人员的工作负担，让“烟火气”更有文明范儿，形成了多方共赢的新局面。多一些疏导、引导，多一些润物细无声的柔性治理，规则秩序与蓬勃活力并存，城市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就会被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