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一个年轻人顶着风沙，一待十几年，像树一样在内蒙古科尔沁的沙地里扎下了根。说起在那里种下的400多万棵树，王凯的语气里充满幸福感。因为每一棵树的茁壮成长，积攒着很多个春秋的隐忍，很多个朝暮的不动声色。哪怕孤独，也要站成一片绿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苍凉，在他心里有了另一种浪漫。只把他乡作故乡，他的小单元房就是他的诗和远方，除了种树、日常巡视，空闲时他看文献、做植物标本，或打游戏，摆弄变形机甲模型。最让我意外的是，他会织毛衣，甚至我们还聊起了如何起平针、如何合片儿。

　　王凯乐观的性格就像森林，所有的黄沙已被屏蔽在心外。当无人机升起，从监控里看到栉比鳞次的大杨树蔓延在土地上，我理解了他的幸福。身不移，境转，是树的处世之道。树不畏惧时间，不追求速度。它们顺应着时间的节奏蓄积、生长，顶天立地是它们最强大的姿态，根深叶茂是它们最富有的样子。

　　十年前，春天植树时，经常遇到沙尘暴、大雨、大雪。空气里的沙落到身上，根本清理不掉。植物的刺，随时会扎到手上脚上……哪怕被晒得脱掉好几层皮，别人眼中的苦，在王凯那儿只是笑谈。从他只身进入沙化地区开始，岁月就变成了一部底色粗犷的电影：赶很远很远的路，和当地农户混在一块儿，种树、养树、观测、沟通……目送大漠落日，匆匆又是一天。他说：“向下扎根的是树苗，向上生长的是希望。”

　　在内蒙古科尔沁种树

　　丢失了时间和距离感

　　王凯大学专业学的是农业资源与环境，在学校，他成立了帮助聋哑人的社团，做公益。2009年毕业，他去张家口市张北县，做了两年多扶贫志愿工作。上海根与芽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百万植树计划”启动于2007年。2012年，项目已经做大了，王凯应聘到内蒙古科尔沁治理风沙。

　　从上海飞往沈阳，再驱车赶往内蒙古库伦旗，行程约7小时。越接近科尔沁，窗外的景色越单调，从绿色的田头、苍劲的杨树林，到被风沙侵袭的植被、冷清的道路，以及不断随风席卷而来的沙尘。到达科尔沁沙地，脚下的沙土很细腻，每一脚深浅不同，鞋子里会进很多沙。风势很强劲，卷起满地的沙尘袭来，不一会儿，眼睛、鼻子、嘴巴，甚至耳朵，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沙土。“种树”是一个很浪漫的词，但这个词的背后，是最猛烈的风，最烫人的沙，以及最无私的心。沙带着风，打疼脖子和脸，烈日很毒，王凯裸露的皮肤很快变成焦糖色，但他不在乎，也不戴防护用具。

　　不停地赶路，成了王凯最要紧的事。需要做风沙治理的地方环境很差，位置偏远。开车单程，近则30公里，远达120公里，最多的时候一天来回跑400公里。到达目的地后，王凯带着三位招募的村民，拿一些表格和地图去观察和记录植被情况、野生动物变化情况。当地是游牧地区，他们还得看植树区有没有牛羊放牧，观察封育的完整度，会不会出现风化。

　　很多朋友以为王凯的困境是孤独。其实在科尔沁，独自工作的最大麻烦不是孤独，而是一旦他生病或有事，没有别人可及时接替。当时200万棵树要种在30多个地块上，彼此相距甚远。可以说，除了王凯，其他人找不到路。

　　在北方，树长得很慢，可能几年都看不到变化。王凯一次一次地告诉自己：“你做的事很有意义。”但自我感动扛不了太久，很快又想：“这些树能不能长成林子？”心里依然没底。只有很多年过去，当他走到来这里第一天种下树苗的地方，发现满眼绿意那么壮观，会突然觉得，这件事真的很有意义。

　　王凯的时间表很有规律：春季最忙，组织栽植和协同项目组同事完成企业志愿植树活动，几乎没有周末；5月、6月进行评估；7月算是年假，可休息一段时间，回家或旅行；7月底到9月初，是和项目组同事一起组织内蒙古和宁夏项目地的生态多样性调查，以及宁夏项目地的企业志愿植树活动；秋天又开始忙起来，年底还有一次评估。总体来说，春秋忙，夏天闲。

　　在科尔沁沙地，王凯丢掉了两样东西。第一样是时间概念。他可能早上6点爬起来工作，也可能9点半才起来，渐渐没有了上班的时间表，生活不再有周期循环。最忙的4月和10月，他完全看天，下雨休息，不下雨工作。所以中间若回上海公司写报告，他至少要花一两天来适应都市的节奏。第二样失去的，是空间距离感。他日常要给每块地采样，每年要测量8000棵树，每次出门来回至少120公里，理解距离的比例尺都变了。所以谁说100公里以下，他觉得很近，对别人口中的“远”已经没有了感觉。

　　治沙行动充满坎坷

　　改变当地农户观念

　　说起来，治理风沙技术非常简单，树苗用围栏围起来封育，造防护林网和灌木林带网，只要没人干扰，植被自然而然会恢复。王凯没想到，比种树难的是人际沟通，把树种下去的背后，存在着人与土地的矛盾。最初，当地百姓并不愿意，或者抱着“拆迁征地”的思维，认为有人使用土地，应当予以他们经济补偿。风沙治理与当地人的经济利益有潜在的矛盾。

　　科尔沁沙化的重要原因是过度放牧和开垦，植树造林或者封育等手段，都会直接导致短期内不能放牧，从而造成个人的经济损失，但将时间尺度放长，这是件双赢的事情。所以，刚到科尔沁的王凯到农户家走访，为了表达诚意，需要跟农户喝酒，常常一顿酒喝多半天，生生把酒量练出来了。王凯一般先尽量寻找特别偏远，现阶段他们不会放牧、完全没用的废弃之地，反复跟当地农户沟通，解释同一个事实：“地还是你们的。”

　　地方政府、主管单位、土地所有人、利益相关者、有威望的村干部……王凯本人其实不太擅长沟通，但他生于北方，此前又和河北农民打过交道，能较快了解内蒙古这一带村民的逻辑和观念。

　　干公益这一行，免不了遭遇挫败感，时常得承受不尽如人意的情形。比如，经过一两年的努力，某块地的林地从10%恢复到35%左右，从流沙变为固定沙丘，好不容易初显成效。可此时有些农户一看，植被变好了，可食牧草多起来了！他们会穿过围栏破口，跑进去放牛放羊。

　　于是，植被慢慢下降，退回到流沙状态，这很常见。虽不至于达到毁灭性，但一定会阻碍理想的进程。也许原本三年即可恢复，现在要花费五年时间。辛辛苦苦好几年，忽然发现某一块地方的状况还不如以前，心里不舒服。

　　王凯与当地人签订过约束条款，但实际上只能规范不出现重大毁坏行为。放几十只羊进去，问题说大不大。毕竟地权是他们的，王凯能做的只是稍微约束一下，不可过度干扰。公益组织扮演的角色是环保教育，不能强制，更没必要直接谴责。通常发现破坏现象，王凯会去和农户、护林员聊天，慢慢商量。他们一般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清楚这片地原来的模样，也见证了从“草很好”沦落为“沙很大”的过程，道理都明白。他们只不过感觉草变好了，以为偶尔放牧一下，没什么大碍。沟通过程中王凯也会反思，是否我们的围栏挡住了当地人更便捷的路线？久而久之，经常打交道的村委会、农户都认识他了。

　　为了监控沙化的程度，王凯花费了很大力气，买了大量标尺，做成带刻度的标杆，然后用木榔头往地下打了70厘米，放一排，打算看看一个月后沙子变化多少，做个编号。为了这项实验，他特意找了美国的教授帮助做些探访，还去中科院找专家讨教。万万没想到，一个月过去，所有的标杆竟然不翼而飞。实验计划就此夭折。那会儿很少有人注意到沙漠沙丘的主风向移动现象。这项实验很有意义，根据观察风向，可以判断外围效果。后来有一天，王凯见到一个放牛娃手里拿着一根标杆，他凑上去问哪儿来的，对方很热情地说：“我在地里拔的，没人要，家里还有，你要吗？”

　　王凯干脆改变计划，在树上或水泥杆上（不会被人轻易移动、破坏的地方）做一个粗糙的标记，第二年再观察，简单对比、判断一下，大致了解沙漠的动态变化。他朋友圈里有一张照片，展示了“年速7厘米”——这个掩埋速度很快了。其实从大的数据看，中国是全球唯一沙漠化面积在减少的国家，内蒙古的沙漠治理非常有成效。但由于早先遗留的基数大，如今问题仍然存在，治理道路依旧漫长。

　　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中

　　每一棵树苗都是希望

　　一天凌晨，护林员突然来电话，让王凯去看看。到了林地，他傻眼了，500多亩樟子松全被齐头割断，无法再生长了。后来，护林员的小三轮车也被烧了。这些糟心事儿，现在可以当八卦说了，因为当王凯看到林子长起来，从小拇指那么粗的树苗长成了二十多米高的大树，黄沙被绿意覆盖，那种成就感让他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宁夏，老乡流行一句话：“不植树只能吃一年手把肉，治沙的话，年年都能吃手把肉。”王凯回忆，乘绿皮火车刚到这里时，路都不通，全是沙路或石子路。就算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地上也总有一层浮灰。春天下雪，雪居然是黄色的，像天上飘着灰烬，天是黄的，地是黄的，太阳暗淡泛着蓝光，街上没人也没有车。王凯独自在这小县城本该最繁华的街道上走着，买了点儿菜回家，发现自己的口罩是黄的，眉毛是黄的，帽子是黄的，家里还停了水。他说，那里赶上雨雪天气都会停水，那一天真有一种末世之感。

　　王凯把青春裹进黄沙，绽放出绿意。这些绿色在黄沙里蛰伏，顺着风抵抗漫野的荒芜。近几年，不少志愿者来到库伦旗、科尔沁左翼后旗，体验植树养护过程。“百万植树计划”每年招募林地志愿者，王凯每年能接待两三百人，有企业团队，也有个人，唯有亲临现场，才能理解沙漠化的状况。他说：“你通过微博照片看到风沙很大、环境很糟，都不如实际来一次，被风沙吹一吹的感受来得彻底。”志愿者们每个人一天平均种9棵树，劳动强度不一。沙化厉害处易挖，草根多的地方较难挖。目前王凯管理的项目植树量已达400多万棵。一棵树，扎根于滚滚风沙，大家也种下了一份惦记，期待着树根越扎越深，苗越长越壮。在浩瀚无垠的沙漠，每一棵种下的树苗都是希望的种子，它们将会顽强地扎根于沙土之中，用绿色的叶片诠释生命的坚韧。树的成长，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在这片沙漠中，每一份付出都将化为绿洲的起点，让美好憧憬成为可能。

　　王凯访谈

　　经历困顿迷惘 

　　坚持理想主义

　　王小柔：工作中，你的背包里都会装着什么？

　　王凯：我的背包总是特别沉，里面有：植物图鉴、样方框、喷漆、追踪带、铝制标签、计数器、对讲机、红外线测高仪、机械测高仪、塔尺、电子游标卡尺、1米游标卡尺、胸径尺、折叠尺、卷尺、50米卷尺、照相机、无人机、工具包、手持GPS定位系统、技术指导教材。这些都是我背包中的标配。因为，树木覆盖度是界定沙地状态的重要指标，我除了种树，还要负责生物多样性调查、物种多样性调查，以及调研它们的丰富度、均匀度。多样化的植被结构，可以提供动物多样化的栖所、增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王小柔：是不是用无人机配合检测和调查，可以节省一些人力？

　　王凯：我自己买了一台无人机，2018年，在宁夏保护区的沙地里飞丢了，今年我去宁夏做生态调研居然给找到了！最近我一直在看无人机方面的文献，如果将来无人机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廉价并且精度更高的水平，我会考虑用它替代现在的一些工作方法，因为从客观条件来讲确实做不过来了。但这个愿望可能还得过个两三年吧，研发进度还没那么快。

　　王小柔：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王凯：当年初入此行时，很多同行者和前辈都告诉我，要记得为何做公益。多年后，岁数大了，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坦诚地面对自我，才是更重要的。一个人在经历了困顿、迷茫、诱惑之后，在不断拷问我是谁之后，驱动他走在路上的，应该是理性和本我，而不是枷锁。理想主义者都在脚踏实地，但反之不然。希望多一些诚实的灵魂，而我自己对灵魂更诚实。

　　王小柔：你会有觉得崩溃的时候吗？

　　王凯：每年，我有三个月时间待在上海写报告，做案头工作。10月，主要测量每棵树的树高、长势，然后进行数据分析，交给捐助方。每年统计、处理几万组数据有点儿吃力，我很崩溃，因为数学不是很好，一年报告要写3万多字，抵得上一篇硕士毕业论文的体量。

　　王小柔：你孤守大漠这么多年，成家了吗？

　　王凯：我不排斥孤独，甚至很享受孤独的状态。总有人说给我介绍对象，但也没有谁真的行动过。对于成家这件事，我现在基本就是躺平状态，连我妈都不怎么催我了。我大概内心还是有些偏执，想找到跟我一样热爱公益事业的女孩，至少她能理解我。另外，我这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大部分时间不是看牛就是看树，别说女孩，连人都很少能遇见，接触异性的概率太低。爱情这东西就是“玄学”，能遇到当然最好，遇不到那就遇不到吧。

　　（图片由王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