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初到北京的喝酒场所，除了广和居、同和居、便宜坊、南味斋等馆子，在许寿裳住所也喝过多次，《鲁迅日记》中常有“夜饮于季市之室”的记录或类似的记录。1912年6月19日日记：“夜铭伯、季市招我饮酒。”7月17日：“晚饮于季市之室。”7月30日：“饭于季市之室。”8月10日：“晚小饮于季市之室。”8月16日：“夜饮于季市之室。”8月28日：“晚稻孙来，大饮于季市之室。”如果算上许寿裳之兄许铭伯的招饮，那次数就更多了，如8月19日旧历七夕节和10月25日中秋节。不过许铭伯的招饮，许寿裳大多都在。统计一下鲁迅初到北京在日记里明确记录的饮酒，从1912年5月7日到9月30日止，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共饮酒25次，平均一个月约5次，不算密集，也不算稀少，而在“季市之室”的饮酒，不过是这数次饮酒中的一个小小插曲，因两人特殊的关系，便颇值得一说。

　　许寿裳生于1883年，比鲁迅小两岁，鲁迅日记中所写的“季市”，是他的字“季芾”的简写，他还有一字曰“季茀”。许寿裳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与鲁迅成为同学，遂成为好友。二人曾一起支持在日本的河南省留学生办的综合月刊《河南》，并在上面发表文章，鲁迅在第七期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叫《文化偏至论》，认为兴国的战略方针，须先立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人而张精神。”鲁迅的观点，许寿裳也非常赞赏，他在第四、第七期《河南》上发表的未完文章《兴国精神之史曜》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兴国不在政府而在国民，不在法令而在自觉，非然者虽有政府，而民与国未尝有毫发系焉。”二人几乎是一唱一和了。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所记，在日本时，鲁迅和许寿裳等人同住在中越馆，鲁迅和周作人等人对于中越馆的吃食很不满意，周作人举例说：“有一种圆豆腐，中间加些素菜，径可两寸许，名字意译可云素天鹅肉，本来也很可以吃，但是煮得不入味，又是三日两头的给吃，真有点吃伤了，我们只好随时花五角钱，自己买一个长方罐头盐牛肉来补充。”但是终究是吃不好（或还有其他原因），正巧许寿裳新找了一间房子，招鲁迅、周作人等人去同住。周作人在《民报社听讲》一节里写道：“一总是五个人，门口路灯上便标注曰：‘伍舍’……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太炎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鲁迅和许寿裳的关系，就是在不断的交往中越来越亲近起来的。

　　许寿裳回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1911年他任职于教育部（南京），还介绍鲁迅也入教育部，北迁之后，和鲁迅几乎同时到达北京，也住在绍兴会馆。由于鲁迅和许寿裳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建立的友谊，加上两人观点相同，性格相似，又是同事、同乡，几乎整天形影不离，一起上班下班、逛琉璃厂，一起观书、淘书、买点心和生活日用品，到吃饭时便喝几杯酒，也就是日常之事了。那么，“夜饮于季市之室”的菜肴，不知是会馆的长班代烧的，还是从广和居叫来的，从早期的鲁迅日记中，约略能看出些端倪来，如1913年1月19日鲁迅日记曰：“季市烹一鹜招我午饭，诗荃亦在。”能在自己的住室“烹一鹜”，那是自己开伙了，至少有些做饭炒菜的设备。鹜是什么呢？鲁迅在日记里用了古称，实际上就是鸭子，准确地说，是野鸭。因为古语称凫为家鸭，鹜为野鸭。如前所述，鲁迅和许寿裳同在章太炎名下听国学讲座，开首就是听讲《说文解字》，肯定是熟知了，“鹜，野凫也”，《太平御览》引《说文》就是这么说的。李巡疏曰：“凫，家鸭名；鹜，野鸭名。”和鹜组成词的，除好高骛远外，也多冷僻，如“鹜列”，指如鸭排列成行；如“鹜舲”，指鹜形的小船；再如“鹜没”，指如鸭潜没于水中。这些词现在都不太常用了。唐代文人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有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为世人称道。在隆冬之夜，许寿裳得到一只野鸭子，在火炉上煮炖一锅，正巧又有朋友在，恰好又是星期天，便请好友鲁迅一起围炉吃鹜，也是美事一桩。

　　在季市处吃鹜不止一次，后来还有，如1913年2月5日鲁迅日记曰：“午后同齐寿山往小市，因风无一地摊，遂归。过一骨董肆，见有胆瓶，作豇色，虽微瑕而尚可玩，云是道光窑，因以一元得之……季市招饮，有蒸鹜、火腿。”逛了古董店，买到可玩的胆瓶，又喝酒吃鹜，那就美事成双了。这里“蒸鹜”的鹜，有可能是腌鸭，也有可能是许寿裳的家人或朋友从绍兴寄来的，因为吃过这次蒸鹜，到了2月10日那天，许寿裳还赠火腿一块给鲁迅，大约是家有不少土特产。

　　总之，夜饮于许寿裳的住所，包括端午节、七夕节和中秋节，都给刚到北京不久的鲁迅带来许多乐趣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