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保留着生产队的记工本，里面记录最多的就是出河工。18岁之前，瘦小枯干的我，只能在生产队与老农干些庄稼地里的活。1969年秋，从寇村河打坝开始，我参加了挖土方出河工的劳动。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记得，1963年夏天，海河流域“战洪图”的故事。连续多日的大到暴雨，九河下梢的天津成为一片泽国，河水漫过堤岸，与市区的桥面几乎持平。全市军民日夜坚守河堤，河水涨一尺，堤坝高一米，最终保住了当时还是河北省会的天津。然而，天津周边地区作出了巨大牺牲。同年11月17日，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周边地区积极响应，每年春秋时节，都要出河工去上游“挑海河”。后来我们下乡了，赶上了根治海河大业，印象极深的是大城和黄骅两个“特别能战斗”的县，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河北省的表彰。
出河工是极其艰苦的差事，春天昼长夜短，工人每天都要付出十几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秋季昼短夜长，工人借着月光也要完成限量的土方。我们那地方把挖河叫挑河，是纯粹的土方活，拼的就是体力。生产队的待遇在当时也算很高了。首先是供给制，能免费吃上精玉米面或黑颗粒白高粱面的“小火轮”（我们那里把棒子面或高粱面立着蒸叫“小火轮”），而且管饱，这一点足够诱人的了。另外，还能记一个满工分，比在生产队多拿三成的工分。即使这样，没有体力、没有胆量的小伙子，也不敢贸然参加。我家庭出身不好，从1968年以后，只要海河出河工，我从来没有缺席过。
1972年秋天，大秋刚过，生产队队长找到我：“河工任务又来了，这次还挺远，要到六百里以外的清河县，工期是四个月。”我思忖着，六百里的行程，途经七个县，权当周边旅游吧，否则哪有这种机会啊！我当即表示，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
过了八月十五，10月4日，挑河大军每人推着一辆独轮车，满载着行囊、打铺的器械、干活的工具、路上的干粮、三个月的口粮，甚至沿途消耗的柴火……至少也有五六百斤的车载，行进在307国道上。这次出河工是离家最远的一次，要到位于河北省南部的邢台地区，单程要走上八九天。途经道安、沧州捷地，后沿着津浦铁路走献县、泊镇、连镇、故城、景县、景州塔、王疃，进入邢台清河县油坊公社。这趟河工叫作“卫运新河”，就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那条漳河。如今这条河的对岸是山东省，北岸是河北省。好在那时秋高气爽，没有降雨，虽然一路都是土道，独轮车体积小，我们一行三十多人排成一字队形，不好走的土路我们也能通过。我戴着小学同学送给我的军帽，穿着姐姐给我买的时髦的海军衫。年方21岁的我，此时已经在农业社干了六年，挑河也是老江湖了。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在10月12日中午到达了目的地——邢台地区清河县油坊公社油坊村的卫运新河北岸。卸车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圈地扎营、挖土和泥、支架子、抹灰，天黑之前，五个铺筒子整整齐齐地搭好了。然后，公社组织全体工人召开誓师大会。第二天，我们便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河工生活。
每天早晨5点半，不远处传来军号声。这时候，东方还没有出现鱼肚白，人们摸黑以最快的速度起床、穿衣，把被窝褥子往上一卷，带上袢。这个袢可不能小视，是推独轮车时挂在小把上，顶在两臂之间用于重载、上坡时向前使劲的工具。当我满载着一车深达60厘米锨筏子的胶泥土，车上的土高得几乎看不到路，膀子上面的袢绷得紧紧的，走在跳板上的时候，工人们才陆陆续续推着小车下到河沟里。
挖河是不会有好道的，纵横交错都是跳板。这种跳板大都是建筑工地替下来的二手货，宽的能有40厘米，窄的仅仅20厘米，只能容车轱辘走在上面，驾车的人在跳板两边忽左忽右吃力地行进着。尤其是两个跳板衔接的地方更要驾稳车再拐弯。每块跳板一般只有三四米长，从河沟挖出的泥土要卸运到近百米远的地方。可以想象，一般水平的是绝对不能驾驭这载有一千多斤泥土的小车的，弄不好这车泥土就扔在半路上了。现在想起来，真比如今考大客车本子还要难。
大约8点钟，开始吃早饭。洗漱一番后，早已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小火轮”一口气就能吃上五个，再喝上两大盆黏粥，当地管黏粥叫“薄的”。这一天很少喝水，就是以“薄的”解渴。临了还要搭上两个“小火轮”，如果吃少了，这后半截的活儿是顶不下来的。菜也很简单，我们这里没有吃菜一说，只有大盐粒子的虾酱和吃不完的咸菜。
说是挑河，实际上是河面加宽、河底清淤，当然还有改道任务。这样一来，河工越到后面越不好干。最深的河底足有二三十米，而且坡度要求非常严格，有再大本事这一车土也运不上来啊！怎么办？使用“轱辘马”。就是在河岸上固定一个废旧自行车轱辘，去掉内外胎，将三十多米长的钢丝绳穿在瓦圈上，让一位膀大腰圆的小伙子站在岸上，把钢丝绳的一头挂在小车上，另一头拉在小伙子肩上，用力拽。这样，河里驾车的工人无需吃力，只是把握好小车，便很自如地将一车土带上来了。
夕阳西下，肚子里就开始咕咕叫了。到伙房拿两个“小火轮”充饥，我们管这种加餐叫“续煤”。想当初，上小学时，我曾经是市里少年宫红领巾艺术团成员，天生一副好嗓子，很早就在市广播电台录制节目。直到“文革”初期，我还站在天津最著名的大舞台演唱过独唱歌曲。在同义庄和红桥南小学，全班五十多人，我一直是唯一的大队委。此刻在挑河工地，天气一天冷似一天，推着千斤重载的独轮车奔波在上坡途中，只看到自己像拉着重物的老牛爬坡，两个鼻孔喘着粗气，有节奏地一出一进，直到卸下这车土为止。如此这般，不要说唱歌，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在日照不足九小时的季节，我们要干十二小时的体力劳动，即使这样，还是会误工期。按照惯例，只能夜里来弥补，全体工人有时会一起出动，借着月光干上两个小时的活儿。这时候，我曾自嘲地和同行们讲，我们一天不是干了十二小时的活儿，只是干了六个小时。“为什么？”大家不解地问，我说：“你想啊，我们每往返推一趟土，去的时候是满载的，当然是干活了，可回来的时候是空载，空载不就是休息了吗？所以说，我们只干了一半时间。”我把这种理念，叫作新阿Q精神，大家似懂非懂……
挑河期间，也会改善伙食。那是生产队不惜代价奖励工人，按比例，我们有5%的细粮，每个月有一顿饭是蒸馒头。后来伙房采纳了大家的意见，按人头每人蒸一斤二两干面的面龙，相当于一尺半长的大馒头。赶上改善的日子，我们还能吃上白菜汤呢。就是这样，饭量大的还要搭上两个“小火轮”。
干活累的时候，真盼着下场大雨或大雪，那样我们才能休息。下大雪的时候，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景。然而，累得东倒西歪的工人无暇欣赏美景，大都偎在被窝里睡觉。只有那些年富力强的小伙子、老爷们儿，开始上荤段子了，用他们的话说，这里没有“好”孩子，“好”孩子出一趟河工就出师了。该会的、不该会的，该懂的、不该懂的都学会了，人们大都用这种方式打发闲暇时光，而我则拿起心爱的日记本……
在九天的路途中，从住宿地点到沿途风光，都有可以记录的。我时常告诫自己：忘记你的童年、忘记你是天津人，把自己当作本地的孩子，强迫自己努力学习当地口音，彻底融入当地生活。那时最渴望、最美好的愿望，就是能坐或者躺一天，一点儿活儿也不干，吃上三顿棒子面，没有菜也知足。如今想来，人的生存底线竟如此之低。
12月下旬，时值冬至节气。每天早晨要打冻方，才能干活。天气异常寒冷，我们又坚持了半个月。1973年元旦到了，今秋的河工任务就算提前完成了，明年春天，还要继续干，所以我们只带着行囊轻装回家。这次河工，是几年来待遇最好的一次。完成任务后，我们三十多人当中，还评选出一、二等奖若干名，我居然获得了个二等奖，得到20元奖金。公社为了表彰大家，特意安排了德州到沧州的火车，让人喜出望外。因为当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从未坐过火车。
就这样，我结束了海河河工生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天津。光阴似箭，转瞬间“挑河故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现在回想起来，有苦，有酸，也有甜，那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本版题图 张宇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