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龄前的时候，幼儿园放暑假，父母工作忙，我就住到了奶奶家。一天，奶奶带我去天津名人蜡像馆参观。展厅的陈列品令人目不暇接，着军服的、穿戏装的……可谓琳琅满目。她牵着我在一处并不起眼的蜡像前停了下来。那两名男子好像是一对师生。老师戴眼镜、留短胡，坐着；学生身着长衫、围巾，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后面。我拽了拽奶奶，希望她带我去看更有趣的，她却俯下身来对着我的耳朵说：“好好看看，这是你太姥爷！”“太姥爷是什么人？”“太姥爷就是奶奶的爸爸。”“他是你爸爸？”我好奇地指着坐在椅上的老师。“不，”她望着老师身后那个年轻人，“他才是奶奶的爸爸！坐在前面的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李大钊。”我久久端详着那青年学生，感到特别奇怪：“他比你小，怎么会是你爸爸？”奶奶说：“我最后看到的爸爸，就是这么年轻。那时候，我就跟你现在一般大。”奶奶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只能记住跟我有关系的人是“太姥爷”。可他，为什么会那样年轻？为什么能成为天津名人蜡像馆中的名人？为什么要毕恭毕敬地站在那个叫李大钊的老师身后？为什么要称那位老师是“入党介绍人”？
太姥爷的蜡像，我只见过那一次。不过，后来我却瞻仰过许多不同材质的他的雕像。正是通过那一座座不同的雕塑，太姥爷的形象才在我心中渐渐明晰起来。
跟奶奶去宁河烈士陵园时，我已是小学生了。经奶奶多次讲述，我已知道太姥爷是革命烈士，叫于方舟。我们分别在纪念广场和纪念馆内的汉白玉胸像前敬献鲜花。令我诧异的是，儿时看到的蜡像还是大学生似的青年，而这里的雕塑却显得年龄更小，分明是个中学生的模样。奶奶说，陵园的同志告诉过她，于方舟离开家乡赴天津省立一中念书时是17岁，为此家乡的烈士陵园就按他17岁之前的形象做了雕塑，以让乡亲们记住他在家乡的那些故事。我不免疑惑，少年于方舟能有什么故事？奶奶说，俵口村的老人们讲过不少，她收集过。比方说，儿时的于方舟就表现出既悲天悯人又疾恶如仇的性格：一方面，他敢偷拿母亲给财神上供的馒头接济年关难过的穷人，又不忍欺骗家长，坦白后安慰受到惊吓的母亲：“咋会得罪财神爷呐？他正夸您替他行善了呢！”另一方面，他又极端痛恨欺负中国人的八国联军，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时总要让一方扮成八国联军并将其击败。有亲戚来家哭诉家人被八国联军杀害时，他怒不可遏的神态惊骇了所有在场的大人：“这仇，我长大非报不可！”奶奶讲的故事我记住了，但她所说“悲天悯人”和“疾恶如仇”的双重性格又是什么意思呢？
太姥爷17岁考入的中学是现在的天津三中。近些年，父亲常会受邀参加该校的“清明祭英烈”活动。我陪他去的时候，早已知晓奶奶所说的“悲天悯人”“疾恶如仇”即“同情人民疾苦”“视不公如仇敌”之意。纪念活动在烈士雕塑前举行。那是两座该校校友的汉白玉雕像，黑色大理石的底座上，分别镌刻着邓颖超1986年的题词“于方舟烈士纪念碑”和“安幸生烈士纪念碑”，他俩既是校友，也是五四运动和建立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战友。纪念活动结束后，又听父亲为同学们讲述于方舟中学时期的故事：埋头图书室，寻览《新青年》；和同学们创办全面发展德智体的“三育促进会”并组织各种相关活动；天津发大水，他进行社会调查，写出“津海道各县水灾，庄稼多淹没。赴津郊沿堤西南行，至暮始归，有感得224字”，即《水灾杂诗》；目睹九国租界，痛发“海河两岸神州土，尽是租界与洋行”之悲歌，愤书十首《租界竹枝词》；为揭露八国联军罪行，写小说《庚子燹余记》；为抒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情怀，写散记《蠹矢录》；闻听十月革命胜利，和校友安幸生、陈镜湖、韩麟符畅谈中国出路，又于1919年9月共同成立新生社，这些人日后均成为天津、热河两地建立地方党组织的中坚；五四运动爆发，被同学推为校学生救国团团长和全市学联评议员，组织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创办《醒》报，央视《新闻联播》2018年10月8日播出他的专题报道时，特冠以《天津五四运动的杰出领导于方舟》的标题。父亲的讲述令我顿悟，在于方舟身上，悲天悯人和疾恶如仇并非是相互独立的性格，两者是一体的，甚至是因果的，有了悲天悯人，才会疾恶如仇。
陪父亲参加新修复的“于方舟故居”揭牌仪式时，观看了宁河区文联表演的话剧《初心》，活化了于方舟在狱中反审审讯官的史实，这仍是他的中学故事。作为中学生的于方舟曾两次入狱，第一次是1919年8月街头演讲时被捕，拘押半月，出狱后便创建了新生社；第二次是1920年1月他和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被推举为省公署请愿学生代表而被捕，拘押半年。这段史实被摄入电影《建党伟业》，他的“爱国不怕进狱门”诗句也作为特写镜头出现。该诗曾被选入《革命烈士诗抄》，如今镌刻于独自成碑的诗碑，伫立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碑苑。读大学时，父亲已将他和奶奶收集的资料交给了我，所以我知道于方舟出狱后即经李大钊指导，将新生社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遭当局开除学籍的情况下，通过自修于1922年秋考入南开大学。太姥爷这段经历中的“狱中赋诗”“铁窗书舍”和“自修考学”的故事，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催奋着我对待学业的进取心。
考入南开大学不久，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即恢复天津学联，组织开展要求日本归还旅顺、大连等群众运动。1923年8月赴南京参加全国团二大，同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听取代表党中央的毛泽东前来传达党的三大精神。为贯彻落实党的三大和团二大精神，返回天津后即经李大钊介绍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年底被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于1924年1月赴穗参会。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有一组反映1924年天津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雕塑。站立发言者系前来主持成立大会的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聆听其讲话的两位中年人分别为天津地委组织部主任江浩和宣传部主任李锡九，坐在赵世炎身边的就是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望着他面前摊开的笔记本和自来水笔，我不禁想到一个几乎同样的场景。那是同天津电视台摄制组到广州国民党一大会址拍《曙光》时的事，当地研究人员在一面墙那么大的“国民党一大会场”巨幅照片前，指着坐在第一排埋头写字的人说：“据我们考证，这位认真做记录的代表，就是你的曾外祖父于方舟。”同样都在做记录，同样都在1924年，那一年正是他最忙碌的一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同毛泽东、瞿秋白等一起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月底返津，2月就建立起国民党省、市党部，请邓颖超担任省党部妇女主任；3月建立团地委并担任主要负责人；5月同前来天津指导工作的蔡和森商讨天津筹建地方党组织事宜；8月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与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9月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立即部署在六大纱厂兴办平民学校、建立工会、发展工人党员；12月4日组织民众欢迎孙中山北上抵津，根据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坚决支持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运动，12月31日欢送孙中山离津赴京；忙得他都未能参加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只能另派他人前往。值得纪念的1924年，天津有了正式的党的组织，人民革命斗争有了更加有力的领导核心。那样的时刻，24岁的于方舟该如在《方舟歌》中自警的那样，深感“方舟负任一何重”吧？
随天津电视台《曙光》和《天津往事》摄制组赴冀东烈士陵园拍摄时，曾两次向那里的太姥爷半身铜像献花。铜像底部一副冰冷的手铐紧紧拷住他的双手，而他的双眼却闪着宁死不屈和革命必胜的坚毅目光。《中国共产党历史》在论述八七会议后各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时提到“同年10月下旬，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领导的直隶玉田起义”，本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亲自领导，他却于10月中旬从玉田回到北京开会时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于方舟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再赴玉田指挥起义，也因敌强我弱被捕牺牲。面对酷刑，他终不变节，直言“我就是信仰共产主义”。
2023年，南开大学“于方舟烈士纪念碑”入选首批天津市红色资源名录。凝望纪念碑上那尊花岗岩雕像，不免常常联想其雕塑的不同材质：作为火成岩的花岗石应该是激情与热血的凝固，激情是迸发的熔岩，热血是奔腾的岩浆；而作为水成岩的汉白玉，则会让人想到上善若水、高尚纯洁、清而无瑕。这，是太姥爷于方舟个人的双重性格，还是他们那一批人的整体人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