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那年，爷爷卖掉城里的药铺穿着长衫回到乡下，没有药抓，没有书读，爷爷就不断地在乡下修路。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在我们那土地广阔、人烟稀少、走的人并不多的山村，却很难走出路来。路总得有人去走出来，爷爷就扛了铁锄、铁锹到处修路，于是在我们那个山村，爷爷走过的地方便有了路，有了路的地方便走着一代又一代的乡亲们。

　　回到乡下的爷爷，不可能成天去修路，爷爷参加村里劳动挣工分，再凭工分换来粮食。那个时候村里人并不多，大家集中在一块田地上劳动，场面也是十分壮观的——一排排铁锄举起、落下，俨如油田中采油树似的。只是那时的劳作并不能获得太多的“油水”。劳动中歇息或放工后，大家总忙着去采些野菜野果、割些猪草牛草、抽袋水烟旱烟……爷爷不管这些，大家休息的时候，爷爷就扛着大锄头走到田边地角认真地修起路来，铲铲杂草，垒些石头，加宽路面……爷爷修的路并非大马路，他修的是我们到水井挑水的路，到山上砍柴的路，到山外赶集的路……不显山，不露水，关键这不是村里安排的农活儿，这一切并不能换来额外的工分和赞誉，相反却因超负荷的劳作后回家多吃饭总挨奶奶责骂，可爷爷愿意这样做。

　　爷爷说，路顺了，心才顺，走得才踏实。山村的田地自然离不了“山”字，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田地披在向阳或不向阳的山坡上，就像山民们披在身上用棕树皮扎成的蓑衣。在这些地方干活儿时，爷爷总是早早地出工，在荒坡上挖出一条路来，好让上坡的人走。乡亲们干一段活儿要转向另一片田地时，爷爷又早早地去修好另一段上坡的路。谁知有一天，爷爷推一块挡道的大石头，因为坡太陡，石头骨碌碌地往下滚，一下砸昏了村长家正放羊的女儿。村里人吓坏了，爷爷脸上也直冒汗，好在爷爷有些医术，他走上前掐了孩子的人中，救活了孩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爷爷因为在城里开过药铺，以及他修路为拉拢人心、说话文绉绉之类莫须有的理由，被推上批斗会。批斗会设在我家院中，在家里人为乡亲们生好火、烧好开水之后，乡亲们就开始批我那80岁长满白胡子的爷爷。有一天下了整整一下午大雨，批斗会开到天要黑时，家屋前小河涨了水，冲走了河上的木板桥，大家过不了河。爷爷连忙走下批斗台，叫我爸拿来锯子，走到屋后自留地中，砍倒了两棵将来给他做棺材的红松树，搭在小河上，在上面放些木板。桥搭好后，村里人陆续回家了。

　　第二天天又下雨，村里出不了工，广播又通知来我家批斗爷爷，大家踩着木板桥向我家走来。批斗会开了一会儿之后，村长掏出怀中的报纸扔了，叫记工员给爷爷多记4天的工分，又叫了5个壮劳力天晴后到村树林中砍三棵大柏树给爷爷做寿棺。爷爷是村里的半劳动力，每天出工得5分，爷爷一生中得过的奖励工分就是这一次，一下得了20分。

　　爷爷一生中修路最辉煌的时段莫过于他83岁那年。乡里决定修一条公路进村挖煤，年轻时行医走过大半个中国的爷爷，见过不少公路铁路的爷爷，83岁还走路如风的爷爷，被乡里任命为技术员，指导大家修公路。爷爷自然高兴，成天扛把铁锹，提着洋铁皮喇叭奔走在工地上，硬是让那宽阔的公路一寸一寸地翻山越岭往村中延伸。

　　公路刚修到村口，有一天在石山上打石头的村长推一块石头下来，刚好砸着看图纸的爷爷，从来不生病的爷爷躺倒在床。

　　那正是春天，我读书回家走过家屋前的小河，站在爷爷搭成的木桥上摘木耳，每年春天这要腐烂的木桥总会长出许多木耳来。爷爷喝了母亲炖好的清香木耳汤，嘱咐爸爸和村长把他埋在公路边山崖上那块高高的荒草地中，说那地方是他生前选好的，能把村庄看个够。说完，爷爷闭上了双眼，埋爷爷的那块荒草地很平坦，可那崖很陡很高，没有路抬棺材上去。村长就派了几个年轻人攀上山岩，硬是用绳子把柏木棺材拉了上去。

　　爷爷从此躺在那片荒草地上。因为无路上去，家里人逢年过节拜祭时，只好在山崖底下摆上供品。

　　又到了春天，村庄很多地方都通了公路，没有公路的地方也修好了人行道。路通了，心通了，我们走得很踏实。

　　家屋前的小木桥换成了石板桥，村里人特意把那木桥摆放在小河边，大家说看着那木桥就会想起白胡子爷爷。撤下来的木桥上每年都会长出很多木耳，村里却没有一个人会去摘下回家炖汤。

　　村里人很早就修好了公路边山崖上的登崖之路，我们乘了火车再乘汽车回到山村，很多村里人总会和我们一样走上荒草地——

　　那里躺着我那爱修路的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