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孔子的人生哲学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影响了每一代中国人。正因如此，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是什么机缘让他发现“仁”“恕”的道理，诸如此类问题，至今仍吸引我们不断追问。“圣人”“仁者”“丧家狗”，人们曾给予孔子种种标签。本书作者李山，提炼孔子的十五个横截面，将孔子少贱多能、学琴问礼、相鲁定乱、周游列国、杏坛讲学、删述六经的非凡一生，与“不耻下问”“敏事好学”“为政以德”“推行仁治”“有教无类”“存道垂宪”的言行思想互相印证，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永不妥协的大生命”。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若问是谁对中华文化人群的影响最大，答案恐怕非孔子莫属。
这么说有各种原因。自西汉开始一直到清朝晚期，历代王朝选择儒家思想为国家政治的指南，历代读书人都要熟读儒家经典，才有出仕进身的机会，这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就是孔子关于人生的洞见，对于如何做个人，做个有品质的人，有长久的启迪意义，至今如此。
《论语》开篇第一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一句就是讲“学”和“习”，尤其是“学”。一个人好学，则上进，不好学，则易俗气。古代如此，现在也一样。第二句是讲要交朋友，《论语》说损者三友、益者三友，当然是提倡交好朋友。第三句，重点是讲“不愠”。“人不知”解释有两种：其一，教人家但人家不懂；其二，我不被人知。两种解释，后一种最有意味。人家不知道我，我就“愠”（恼怒），这样子做人，算个什么呢？我曾说“《论语》二十几岁就读，一些道理，四五十岁才懂”，说的就是《论语·学而》中开篇三句话中的最后这一句。说这句话难懂，不在它的字面，而是人们不易把它当回事，不照着去做。这关乎读《论语》的要领：切己。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的话，大意是：有的人读了《论语》和没读一样。那就是因为不能“切己”。就是说，读《论语》，最重要的是态度，不是从中学点古代知识或文言词汇，而是学做人的智慧。“人不知而不愠”，孔子说能如此才是“君子”，反之，如果“愠”了，那成了什么呢？孔子没说，你自己想。真照着这句话想一想自己待人接物，动不动就“愠”，岂不是“小人”？“愠”还是“不愠”，小人还是君子，都在一念之间。这样一想，可不得惊出一身冷汗？
这就是儒家学问要领性的内容，用现代的话来说，它关乎情绪的自我管控。人生活在世界上，与人交往，不论是谁，生气、恼怒，即意味着交流失败，哪怕是跟家里人。道家说：自胜者强。管控好自己的情绪，就是“自胜”，儒、道在这里没矛盾。承着《论语》的道理而来的《中庸》，它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仍然是情绪管控问题。人有诸多情绪，这是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可也会让人生面临一大难题：协调好各种情绪，遇事不让情绪做主，很难，这是大学问。儒家讲修身，这就是修身，这是很考验功夫的。这一学问做好了，用《中庸》的话说就是“中和”，就能得“天下之达道”。
《论语》中必不可少的道理，还有许多。例如“仁”及与之息息相关的“恕”等。我在这本书里讲，“仁者，人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他人也是人”。这就要问，谁是“他人”？回答：与我不相干、不认识的人，是“他人”。中国人把亲人、自己人乃至认识的人都当人，把不认识的人不当人，这样的现象还少吗？可是，这恰恰违背了“仁”的精神。考验你有没有点“仁”味儿，就看你如何对待与你不相干的人。我在书中，还做了一点分别，我以为孔子讲“仁”，并不针对一般民众，而是针对那些贵族君子。《论语·宪问》“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可证。《论语》中，孔子不承认自己是“仁者”（《论语·述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却说自己做人一以贯之的道是“忠恕”（《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尤其是在对子贡讲“恕”道时，还说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句近似“仁”的定义的句子，这些正是“恕”与“仁”息息相关的明证。我以为，读《论语》，将一个“恕”字理解了，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能否宽容体谅地以“恕道”对待所有人，是衡量你是否为真正“君子”的尺子。
正因为《论语》中有长久启迪心灵的内涵，所以孔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是什么机缘让他发现“仁”“恕”的道理，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让人很感兴趣。
那么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这话本身就有意思。西汉中晚期有人吹嘘，说孔子是上天派他下凡，为汉家立法的，孔子降生时还穿着黑色衣服。这鬼吹灯的话，东汉的王充就开始反对了。在当时，精神正常的人也都不信。关键在于，由孔子亲传的学生编纂的《论语》，都不允许将孔子神化。
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汉学家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一书的观点很好。孔子是有生有死、有喜怒哀乐、有儿有女的普通人，亦即他是凡俗中的人，他的不同在于他能在凡俗中成就神圣的人生。这就叫“即凡而圣”。
孔子成就非凡，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具体说就是好学。《论语》开篇第一个字就是“学”，“学而时习之”的“学”。
博学的孔子创造性的人生事业，首先是“有教无类”的办学，招生不分身份上的贵贱。他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杂花牛（或耕地的笨牛）生出通身赤红的小牛犊，如果因其父亲出身不好就舍弃小牛犊不用，山川的神灵也不会同意的。这是打破出身论、血统论的言论，在那个贵族主宰一切的时代是十分“忤逆”的，又是十分伟大的。他因博学而有资格办学，他教学主张“有教无类”，是因为他相信，历史创造的文化，只有被更多的人接受，社会文明提升范围才会更加广大。在文化上，人弃我取，也是孔子的不凡之处。贵族没落，斯文坠地，“大师挚适齐……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太师挚，孔子曾称赞过他的礼乐演奏，他与鼓方叔、播鼗武等不少从事礼乐的专业人士一样，因官府养活不了而投奔了他人。他们的专业，即西周以来建立的内涵丰富的礼乐文化，也就散开去了，失传的危险剧增。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吾自卫反（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亦即开始了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由此，孔子开始了儒者的事业。“述而不作”，在讲授古典的文献中，提纯知识，熔铸观念，传播理想。
孔子教学，目的在改善社会文明状态，即要将不把人当人的社会改造成“仁者人也”的世界。这就需要权力，需要政治，因为“把人当人”必定涉及各种权益的分配。孔子认为当下的从政者有太多“斗筲之人”，他要为社会提供一些有“君子”品格的人。按照这样的教育目标，孔子及孔子之后的儒者，都强调“内圣外王”，即先有刚正良善的品格，然后成就一番立人、达人的事业。这方面，他未能成功，小试牛刀而有所获的学生有一些，如子路、言偃，子贡的外交官做得也蛮出色，但最有希望的颜渊死得早，而获得较大权力的冉有却背叛了师教。古代政权私有，权力实施多暗箱操作，不适宜君子。但是，这样的政治人才理念，却对后世影响甚大。
上面说过，孔子的人生是“即凡而圣”。他不是要带人出离这个世界，而是要改善世界。因而他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对此，书中也说过，孔子一生最出彩的地方，在其对理想的坚持，碰了一百多次壁，仍不放弃。他游走当时的黄淮平原一带，遇到不少失魂落魄的有智有识之人。长沮、桀溺讽刺他，荷蓧丈人讽刺他，楚狂接舆讽刺他，对这些人，孔子客气相待，他的回击要言不烦：人总得生活在人的世界，你长沮、桀溺不是“耦而耕”吗？不是结成小社会吗？你荷蓧丈人不是也有自己的儿子吗？有儿子就有家庭，就有家庭伦常，就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世界、社会，是人主观上想逃离就逃离得了的吗？做隐士，是做不彻底的。因为所谓“隐”即离开社会，这与人是社会群居动物相矛盾，终是擢发自升。孔子回复隐士讥讽的言论振聋发聩，这正是他所倡扬的入世的中国人文精神最精彩的地方。世界充满了无奈，但因其无奈，就不生活了吗？儒家的坚忍不拔，在这方面，是大有启迪意义的。
经由《论语》等各种文献，勾勒孔子一生，初觉无奇，深味之则意趣盎然。如他对学生，对颜渊先是不解，后来又明表佩服，说他“闻一知十”。佩服学生，是一般老师难以表达的。孔子与子路的关系最有趣，书中我说他们的关系颇似《水浒传》中的宋江与李逵，一句“好勇过我”，显示出的是两人气命上的相通。与子贡的关系，则是聊得来。老师问子贡，你与颜渊比，学习上谁更强？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老师接茬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气命相通，何其难得。老师与学生聊得来，也说得上是奇缘。师生之间的情谊，是人间最美的情感之一。
这就是孔子的有趣之处，孔门的有趣之处。生龙活虎，生气勃勃，其实都是由好老师诱发出来的精气神儿。孔子的一生，正因其自身深广的心灵，深广的精神，而光彩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