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本书为西南联大研究学者、作家张曼菱女士推出的重磅新作。张曼菱自1998年以来历时廿年采访了西南联大师生及相关人物二百多位，形成了蔚为大观、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视频和文字资料。由这些珍贵资料制作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曾在央视播出，并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书中从人物、话题、纪念、一所战时大学的“形”与“神”四个专题入手，对西南联大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如梅贻琦、闻一多、刘文典、邓稼先等进行全方位解读，对一些至今争讼纷纭的话题进行多角度阐述，并努力还原战时大学的历史现场和精神实质，对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联大师生的弦歌不辍和刚毅坚忍展开了细致挖掘和深远思考。

　　陈寅恪说过：“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战争的压力，使学者们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更加珍视。

　　这个人群，为什么五千年来打不散，而形成世界上唯一的亦古亦今的庞大民族呢？

　　2016年秋，我在成都与马识途先生晤谈。马老是西南联大1941级外国语文学系学生，也是当年中共地下党在西南联大的支部书记。他说，闻一多曾经想办一份报纸叫《十一》，合起来就是一个“士”。闻一多想在战时的艰难环境中提醒和完善“士人”的人格品行。

　　“士”的称谓，从西周就有，指那些“王”以下的贵族，他们享受供养，对周王朝负有责任。到东周形成了一个阶层，通“六艺”，具有一些特殊的品质。再后来，“士”形成一系列的历史与文化。这个传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将自己看作被赋予大局使命的人。

　　战时闻一多舍弃舒适的书斋与藏书出京，喊出：“去吧，去认识我们的祖国！”到师生们的步行中，践行“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之类的古训，并重新自省。

　　朱自清之子朱乔森说：“我父亲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弦诵不绝，就是读书这个传统不要绝。”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重构“士”的人格框架以及相应的伦理范式，在西南联大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人文趋势。

　　罗庸在《鸭池十讲》（增订本，北京出版社，2016年）中也谈到“士”的价值观：“原来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

　　闻一多、罗庸他们，并非如当下很多学者那样，在抽象领域中来解析一种人格建构，而是在自己的“生存领域”中，在战火与贫困中，打造理想中“士”的人格。他们是从行动开始的。

　　罗庸先生在昆明郊区居住时，意外的火灾烧光了他的藏书，他面色如常，令同僚们起敬，可以联系到他在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中写的“动心忍性希前哲”。

　　闻一多这样的“新月派”诗人，回到了传统，相信其中可以淘滤出精神的金沙。任继愈在多年后评价：“闻一多研究《诗经》《楚辞》，功力深厚，他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开辟了学术的新局面。”

　　闻一多带着孩子们到小河边洗脸，坐在草地上玩耍，月明之夜在清辉投射的小院子里讲诗。他曾说过“诗化家庭”。那是将亲情与文化相沟通，是伦理关系的一种升华。

　　这是很多有文化素养的父亲都做过的事情，而闻一多则将它明确地宣示定义了。

　　不由回忆起我的父亲，他也总是挑选一些田园、思亲、怀乡的古诗带我们诵读，避开那些带有儒家说教气息的诗歌，而闻一多追究到古诗的终极价值，从屈原之高洁到《春江花月夜》的浪漫。

　　闻一多讲诗时不讲“李杜”，却说《春江花月夜》是“唐诗中最美的诗”，耐人寻味。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的思想格局。李白的“长安不见使人愁”，则是他江湖漂泊的牵念。显然，闻一多追溯的“士”，不是“李杜”这样的。

　　推崇《春江花月夜》，是从美学的角度上重新定位“士”的格局，是春天与热爱，自然之美与人间生活，而与“君主”“朝廷”无涉。

　　对《诗经》《楚辞》的爱好与深究，表明他要回到先秦诸子的多元化思想领域去溯源，寻找新鲜力量，以振奋抗战中的学人。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个源头。

　　他在讲课中屡次赞美屈原，为自己刻印章“其愚不可及”，直到“最后一次讲演”凛然面对枪口，都在昭示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士可杀，不可辱！

　　“究竟什么是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此书作者林毓生是西南联大学子殷海光的学生，一位旅美学者。

　　西南联大的学人们正是继承了“守正出新”的文化理念，不断进行变革与创造。

　　从大学的格局来看，西南联大推行一种中西合璧的现代化的教育框架，一方面使用开放式教材，一方面坚持以“中国通史”作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记载，郑天挺在昆明办讲座多次以“读史以明志”为主题。

　　“九叶”诗人、哲学系学子郑敏晚年曾感慨：“我们现在没有要求所有的文学院学生都念‘中国通史’。丢掉了对历史的理解，文科好像就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

　　她说，在西南联大，课程的设置是非常系统的。它教育学生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告诉学生什么是重要的。

　　茶馆“三剑客”的潇洒不羁与女生宿舍的雅致诗意相映成趣，而教师之家以“陋室”自况，诗社成员竟往导师家聚餐，共享“得道”之乐。

　　学生们自办伙食，“君子近庖厨”，以此为能事。而“倒孔”运动持续发酵，从香港航班上的“飞狗事件”到孔祥熙来校，面对腐败官僚，学生们不依不饶。

　　吴宓组织“石社”，自命为“紫鹃”，宣扬“维护大美”的精神。教授的古风与学生的顽皮相映成趣。

　　刘文典讲课时涉及的音韵、训诂方面的内容颇有独到之处，当下几乎失传。任继愈的回忆令人耳目一新：“他还讲，中国古典文学经常利用汉字象形的特点，引发读者的想象，从而增强了读者的想象力。《海赋》中用‘髣髴’二字（而不用‘仿佛’），好像海怪蓬头乱发在水中出没，可以增加大海的神秘气势。”

　　一把用旧毛线缠绕多道的刻刀，上面留有压出的指痕，这是闻一多的妻子为防止他治印磨伤手指而亲自做的。妻子的脂粉盒被用作印色盒，有一瓶印油是朱自清先生送来的。

　　朱自清诗曰：“闭门拼自守穷悭，车马街头任往还。”发国难财的人有的是，别人再怎么富贵，但教授们宁肯穷得吃不上饭，也要坚持把学生带出来，把弦诵不绝的传统继承下去。

　　梅贻琦之子梅祖彦说：“整个战争的威胁，对全国人民，至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也是一种激励。我想，是‘为国家的前途’的观念，使学生格外地用功，才能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来。”

　　当我向李政道问到西南联大成功的原因时，他说到一个大格局：“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有好几个原因。第一是当时的年轻人跟学者的志气。老师、教授，不光是吴（大猷）先生一个人，也不光是西南联大，浙大也一样，那个时候整个学术界所有老师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是有信仰、有志气的。他们是要做事的，而且他们把他们的经历都附在上面了。”

　　他神情沉郁地说：“（师生们）并不认为我们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欺负、遭受大屠杀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是要有前途的。”

　　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回忆，当年她非常喜欢昆明，那里有很多熟悉的人，“仿佛是另外一个北平”。这句话非常独特，带着童真和智慧。

　　南迁的人们把北平这个文化都城的灵魂带到了昆明，进行重构。年少的赵新那所感受的“另外一个北平”，蕴含着新的洗礼与开拓，打造出更加刚健与深沉的气质。

　　这本书里的文章写的时候各自成篇，集中起来，就是对那个时代的学人们的“精神框架”的一种追寻。

　　闻一多的人格追求、邓稼先的奉献精神、任继愈的“气节”之说、赵宝煦的教育思想、李政道的家国之念，还有刘文典的风骨与沉浮，皆具有那种涵纳民族古今、融汇中西精髓的磊落情怀。

　　季羡林当年不在西南联大，抗战的时候他在德国，一个“局外人”。在《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还有那篇著名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他都有岁月风云的梳理与自白。毕生奉献于青灯黄卷的他，在暮年却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审判。

　　《孟子》云：“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季羡林持有的“愧疚”与“不忍”之心，从另一个视角补写了一代学人的精神框架。

　　战争期间季羡林身在敌国，别有一番深刻的感触，他说：“当然，‘爱国’这个词一听是好的，但也不一定。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德国法西斯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都高喊爱国主义，但那是假的。爱国主义应该有两种：一种是真的，被压迫、被杀害的民族的爱国，是真的；而压迫别人、杀害别人的爱国主义，是假的。”

　　所谓“国族情结”，不只是一种亲情和根系，也有着“道义”的内容。

　　（文/徐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