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过去30多年，每到7月7日、8日、9日这三天，我都会想起18岁的我们。回望我度过六年时光的三中校园，那四层红砖教学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建的实验楼、铃铛阁、阶梯教室前面的小花园、海棠树下的小石桌、400米跑道的标准体育场，以及看台底下偷偷抽烟玩弹球的男生，桀骜不驯的校园诗人端着茶缸子走到跑道远处孤独地吟诗……那些画面都会浮现在眼前。一个同学曾跟我说：“多希望人生是一场梦，醒来时咱们还在教室复习准备高考。”我相信时间是一个物理的存在，1990年一直在那里没有变，变的是我们，我们是时间的旅行者。如果有时光机，我想回到过去对自己打声招呼，告诉她成长不是追逐别人，是做最好的自己，而你，做到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早早在考场门口等着我们

　　1990年7月7日，高考第一天，早上起来发现下起了大雨。正常吃早饭，心里有点儿紧张，穿上雨衣雨裤，把2B铅笔和灌好墨水的钢笔放进塑料袋包好。跟爸爸妈妈说再见，下楼骑自行车去考场。我们住在父母单位的宿舍楼里，有三个同学今年参加高考，不知道下楼能不能碰到小伙伴。反正没有一个家长送孩子。

　　昨天晚上对高考还是有预期的，盼着爸爸妈妈能早点儿下班回家说说话。偏巧妈妈很忙，加班到晚上9点多才回来，时间不早，很快洗洗睡了。现在想来，因为爸爸妈妈经历过哥哥姐姐的高考，所以轮到我时，觉得不过是一次例行的升学考试而已。

　　雨下得特别大。我们文科班的考场在另外一所学校，离家大概五六站地，骑车需要20多分钟。妈妈把她的英纳格手表借给我戴，这是一块珍贵的机械手表，是妈妈刚参加工作时姥爷给她买的。我生怕雨水把手表淋湿了，时不时地看看手腕。

　　到考场了，班主任李老师和语文任课蔡老师早早在校门口等着我们。李老师和蔡老师年龄相仿，都在50岁左右，身材也都微胖，平日像妈妈一样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解答问题，讲道理的同时也指点人生。此时她们也穿着雨衣，光脚穿着凉鞋，裤腿和我们一样都湿了大半截。雨依然下得特别大，老师们拉着每一个要进考场的学生的手，不停地叮嘱：“认真！审题！不会做的不要耽误时间！拿到卷子先看作文题目！”这一幕我一直记得，记得老师拉着我的手，记得她们给我的叮嘱。

　　进了考场，按照准考证上的编号找到教室，然后按照名字贴牌找到自己的座位。很多年后我的梦里总会有这一幕——推开教室的门找自己的座位，那种感觉既有自信又有期待，也不乏些许的紧张和手足无措。我的座位在第一排，坐下来才感到上衣、裤子、鞋全是湿的，也没当回事，反正大家都一样，就专心准备考试了。监考的是一位瘦小的老先生，走过来看到我的名字：“哦，你这个姓很少见啊！”我说：“老师，我爸爸是云南人。”简单的对话瞬时缓解了我紧张的心情。老先生说：“嗯，好好考，你们都行的。”他来回踱步，气场安静慈祥。

　　我摘下手表放在课桌的左上角，准考证放在右边桌角。考试卷子发下来，大致先看了一遍，除了古文部分有点儿难，其余的感觉还可以，两个作文也是自己熟悉的题材。心里反而不紧张了，其实考试就是这样，拿到卷子就心安了，题目多到来不及紧张，平日的练兵就在此刻交出成绩。那时候没有题库，所以基础学习和课外阅读锻炼能力特别重要，因为没人会在高考时让你默写课文或背诵古诗，更多的是文学基础造就的文化水平的比争，“读书破万卷”的道理就在于此。

　　彭老师在黑板上留几道大题

　　点名让同学到前面演算

　　两个半小时很快过去，第一场考试结束，骑车回家吃午饭。雨小了，有点儿烟雨蒙蒙的感觉，雾气特别大，湿热无比。半路遇到一个初三毕业的学弟，中考完了，一伙人骑车出来兜风。聊起考试，问我：“姐，我们有道题，问今年发射的卫星叫什么？我答的‘郑州1号’！”“哈哈哈……”我们都笑了，他更笑得前仰后合，因为旁边西瓜摊上赫然写着“郑州1号”！这是那一年满大街卖的西瓜品种！不是卫星！真是笑死。这么多年了，“郑州1号”这个梗我一直记得，想起来就笑半天。

　　中午吃饭时，我哥说不能吃得太油腻，否则血液都去胃里消化，分给脑子的就不够了，会影响大脑的运转和思考。哈哈，确实很有道理。有哥哥姐姐的好处就是，他们比你早一点儿体验考试，体验人生，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可以分享。

　　下午雨停了，教室里很闷热。老师们煮了绿豆汤给考生，把电扇也搬了进来。时间就在笔头刷刷的声音中流逝。高考第一天，结束。

　　想起几天前，学校已经不再安排上课，学生可以选择在家复习或者来学校自习。各科老师每天都会在学校答疑，所以我们每天还是照常来。我清楚地记得教数学的彭老师，个子不高，花白头发，讲一口天津话，常穿一件白色短袖上衣，制服短裤，黑色皮凉鞋。他是高二开始接文科班的解析几何课的。开学不久，他发现我们平面几何基础较差，于是用每堂课的最后5分钟补习几个关键知识点；后来发现我们代数的排列组合概念不清，又补习排列组合，就这样练成了我们的文科班高水平数学成绩。

　　彭老师每天会在黑板上留几道大题，来的人多的时候就讲解，然后擦掉再出一道类似的题目，点名让同学到黑板前演算。他生怕我们不懂装懂，会火眼金睛拉一个“最装”的同学上去演算，不会呢，就毫不留情地用天津老话儿数落他几句，然后掰开揉碎再讲一遍。

　　进考场前，彭老师还拉着我们围成一圈，手里拿一根小木棍，蹲在地上讲题，反复要求我们确认公式、思路和计算的逻辑。我至今记得他问：“你们会了吗？你们都会了吗？”高考数学卷子发下来，最后一道20分的大题，居然就是我们做过的题型！可以说，这20分保送我们平稳地跨过那条独木桥，保送我们向着理想扬帆启航，走不一样的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事后我们既惊喜又好奇，问老师怎么会押中考题？班主任李老师笑着说：“这就是有经验的老师，他关注了这么多年高考试卷，基本能摸清今年该考哪种类型的题目了。”所以说，在一所优质的学校，有这么一群资深敬业的老师是何其荣幸！

　　张老师推迟了怀孕时间

　　唯恐高考前休产假影响教学

　　接下来两天都是大晴天，骑自行车几分钟便汗流浃背，也深深体会到高中课本里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中对盛夏酷暑的描写。政治、历史、地理、英语等依次考完，其中历史卷子在选择题中第一次出现了“多项选择”这种题型，我们没练过，后来的成绩证明，这成了我们丢分最多的项目。回到家，遇到住在二楼的吴老师，他是另一所中学的高中历史老师，拿到试卷的第一时间自己做了一遍，最后得了86分（100分满分），所以他见到我时很关切地说了一句：“今年历史难了点儿。”

　　最后一个下午，我们出考场时，李老师买了两个大西瓜，在门口等着。我们围在李老师身边，男生们徒手劈瓜，掰开分给大家吃。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聚在一起，有的同学考完试出来，一言不发，径自骑车回家。也是从那时起，再未谋面，真是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后来在校庆和同学聚会时，偶尔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或那个的消息，时间久了，有的人连名字也记不清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自在自己的圈子里转啊转，不知道哪一个路口会有交集。

　　7月10日下午，去学校拿答案估分，遇到教我们英语的张老师。她怀着孕，挺着大肚子骑车来学校，看到我们，高兴地下车，问我们考得怎么样。她是我们高一时的班主任，我们是她参加工作后带的第一个班。她推迟了怀孕的时间，唯恐在高考前休产假影响教学。她很漂亮，时髦，经常穿款式新颖的衣服，糖果色高跟鞋，性格活泼又不张扬，倒像我们的大姐姐。常有调皮的男生故意在课上惹她生气，故意气她哭，又主动去写像小品一样的检查，站在讲台前面念，逗大家笑。老师给这些人起了代号，叫“活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显眼包”。

　　那是我1990年夏天最后一次进学校。后来拿成绩、拿录取通知书，都是在传达室完成的。六年的中学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夏天画上了句号。许多年以后，我的梦里经常会出现那幢教学楼，我从主楼梯上到四楼，去找高三四班的教室，有时候也会去二楼，找团委老师的办公室。这幢楼后来又跟我大学时的教学楼混在一起，我总是那个背着书包找教室的女孩，明明心中充满自信，却又难以抑制偶尔的局促不安。后来我把这种感觉叫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