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并因此大受其益。党成长壮大的历史也是一部学习的历史。每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期，每当遇到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更是特别强调学习，并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学习活动。回顾10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强调学习的话语始终没有改变，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学习活动的超越与升华。把党的历史上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弘扬光大，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书采用纪实的写作手法，夹叙夹议，文字表述力争鲜活，人物介绍力争生动具体，事例选用力争巧妙恰当，情景安排力争引人入胜，力求把一个立体、生动、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学习历史展现在读者眼前。

　　当世界之舟沿着蜿蜒的历史长河缓缓驶入19世纪40年代的近代港湾时，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的枪炮声使清王朝雪上加霜，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让人不寒而栗。

　　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古老的思想文化不能指引中国走出苦难的深渊，便纷纷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力图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社会各阶级轮番登上政治舞台，希望大显身手救民于水火，活剧一幕紧接着一幕演出，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救国救民的道路究竟在何方？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了极度彷徨和苦闷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之时，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腐朽政权，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犹如划破沉沉暗夜的曙光，给苦闷和探索中的中国先进分子树立起一个具体榜样，在他们心中燃烧起新的希望。

　　俄国革命的消息，从一开始就引起中国新闻界的关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大字标题，报道了俄国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占领首都的消息。随后，《时报》《申报》《晨钟报》《太平洋》等杂志也都作了相关报道和介绍。

　　从报刊上不断登载的消息中，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渐了解到，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俄国的国情与中国有许多近似之处，俄国地大人多，经济文化落后，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又是中国的近邻，俄国革命能成功，中国也应该仿效俄国才能成功；十月革命是劳苦大众的胜利，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这些过去被人瞧不起的普通劳动者是革命力量的主体；新建立的苏俄革命政府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苏维埃政权没收和监督资本家的企业，通过维护工农利益决议案，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把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真正交给广大工农大众。苏俄政府绘制的这幅美妙的画卷，深深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

　　十月革命后不久，一些旅俄的中国工人陆续回国。据报道，到1919年夏天，在苏俄政府帮助下经过西伯利亚回国的华工约达四万人。这些华工比国内的先进分子更早知道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他们当中，有的亲身参加了夺取十月革命胜利的激烈战斗，目睹了十月革命在俄国造成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回国后，他们在中国劳动群众中宣传苏俄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更是热切期盼像俄国那样的“劳工之国”能在中国早日实现。

　　苏维埃俄国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全部特权的主张。第一次对华宣言是1919年7月发出的，但由于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扣押不得与中国人民见面，直到1920年3、4月间才有外国报纸透露出来。接着苏俄政府在1920年9月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

　　两次宣言都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权，提出要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帝国主义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只有社会主义的苏俄，只有列宁的劳农政府，对中国人民表达了如此的友谊，因而这个宣言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博得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这个能够“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好感。中国的工人、学生、商人各阶层的数十个团体纷纷致电，许多报纸包括保守的资产阶级报纸都发表评论，表示感谢。十月革命的伟大领袖列宁的名字，在中国人民中，尤其是在先进分子中广为传颂，受到极大的爱戴与尊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和学说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磁石般的吸引力。

　　由此，中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中，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很快在实践中得出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率先号召中国人民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面对民不聊生的惨状，青年时代的李大钊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李大钊曾对这场革命寄予很大希望，但是后来北洋军阀很快就篡取了革命果实。李大钊决心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1913年，李大钊到日本留学，在那里受到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同他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好友高一涵说：“他在日本时学的是经济学，但他对那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总是不感兴趣，一看到河上肇博士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就手不释卷。他从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起，经过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16年春回国后，他立即投身于反日反袁的斗争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

　　在1918年初，李大钊就开始通过私人信件和寄有关材料，向他的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林伯渠当时正在南方跟随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约在1918年3、4月间，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据李璜回忆：“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称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1918年7月，李大钊根据尽可能收集到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材料，作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比较了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以俄国革命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他说：“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以辩证的观点观察人类文明史的演进，认为“一国文明有其畅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而资本主义的欧洲各国，其文明或者“已臻于熟烂之期”，或者“已臻极盛，过此以往，则当入盛极而衰之运”；据此，他预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李大钊主张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努力地去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自觉地走俄国人的路。

　　同年11月底和12月初，李大钊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写下了《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他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它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建一世界的大帝国”；而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引发了俄国和德国等国的革命，所以这是“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是“庶民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再次强调，“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中国也只有以马克思创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作为“新信条”，才能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的新潮流。他号召中国人民向十月革命学习，为在中国实现“劳工社会”而奋斗。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新纪元》为题的社论，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开辟的“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

　　这段时间，李大钊能够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有限的。他关于论述十月革命的几篇文章，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内容还没有进行系统的介绍，而且文章也有些不够恰当之处，但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意愿。这些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篇章，飞落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们那渴望真理雨露滋润的心灵上，真可谓醍醐灌顶，振人心弦。

　　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指导和帮助下，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热血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伟大实践。伴随着紧张热烈的学习，先进分子加快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步伐。他们将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于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