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守正创新。“两个结合”表明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既坚信不移，又创新不已。

　　一、是否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辨别“两个结合”的重要标准

　　我们所讲的“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前提。这种坚定信仰不是“宗教情结”，更不是盲目崇拜，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是植根于科学世界观的真理性，而不是止步于经验科学的真理性。如果将其混同于实证科学就无法领悟这一思想体系的科学性，也就颠覆了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植根于科学世界观的科学性。科学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理论根基。它科学地解决了世界的“终极存在”、人生的“终极关怀”这些信仰领地的所谓“形而上”问题，为“改变世界”的人类解放事业奠定了基本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把世界归结为客观存在的矛盾，因而是物质性、过程性的存在。这就破解了现象和本体、经验和超验的鸿沟，终结了康德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共产主义把对于人的关注和现实苦难的解救，奠立在科学批判资本主义并依托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使命之上，个人只有投身人民解放的事业，才能获得真正无限的生命价值，“人民至上”科学破解了生命不朽的难题。

　　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任何科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以客观真理为底蕴，因而能够交融贯通。但和实证科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局限于对现存事物（现象或事实）作描述性的解释，并不追求公式化的简明、精确和适用性，而是要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变动及其未来趋势为导向，通过对现实进行“批判”、作出前瞻性分析，开创“超越”现实、建设美好未来的革命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回避“形而上”、驻足于“现象界”，而是把未来、本质趋势这些所谓“超验”领域纳入了科学的视域，从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确立了科学信仰的地位。正因为它解决了实证科学无法解决的科学信仰问题，所以用科学世界观武装头脑，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必要的。

　　革命实践之所以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就在于只有理论才具有超越现状的前瞻性，才能为革命实践立旗帜、定方向、聚人心、鼓士气。因此，超越纯经验的眼界，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规律，是科学世界观的固有本性和独特优势。没有科学的信仰，就没有理论指导实践的空间；丢掉了科学信仰，理论创新、实践发展、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并不单凭经验事实而立，自然也不会因某些经验事实的变化而废。在新问题、新挑战面前，为什么不能简单抛弃理论，更不能动摇理想信念？就因为任何新情况、新挑战都不会改变历史大趋势，不会颠覆科学世界观，而只有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真正应对挑战。

　　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首先，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统一的物质存在，对这一极其复杂的统一世界作科学的整体性把握，具有客观真理的唯一性。这个不能推倒，也不可替代的科学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需要在坚持运用中不断深化，但其固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始终贯穿其中。一元化科学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坚持党的一元化指导思想的理论根据。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认定“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放在对这一世界观的坚持运用上。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确立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运动，都是有着自身规律的客观过程，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追求是认识客观规律，获得客观真理，从必然走向自由。因此，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客观形势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就要克服一切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情绪，克服一切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做派；就要不断把实践经验上升到规律性认识，不断创新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只有面向未来，努力促进革命变革和创新发展才是历史的进步力量。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共产党人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会立刻土崩瓦解。“苏东剧变”从根本上说，就是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丢弃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是高度自觉的世界观，不能自发产生，必须经过艰难的学习、实践和探索过程。探索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难在摆脱狭隘眼界的束缚，真正敢于面对新陈代谢的历史趋势。社会生活的重重迷雾，源自占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依托其强大经济统治力编织出的意识形态神话。要破除现存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藩篱，认识和把握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需要掌握先进理论拨云见日，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真正投身人民的革命事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不断地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统一起来的过程。科学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政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思想源泉。

　　因此，研究“两个结合”问题，首先要透彻认识和深刻领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复杂的历史变局中坚定理想信念、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掌握历史主动方面的重大进展，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是否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们辨别“两个结合”讨论的重要标准。

　　二、在回应新的实际中彰显科学理论的生命力是领悟“两个结合”的精髓

　　伯恩施坦一类实证主义者之所以认为“结合”可以丢开马克思主义，原因就在于他们拒斥辩证法，把实际当作孤立静止、客观自在的现象。这样，理论就成为完全外在于实际的思想观念，当然可有可无。事实上，“实际”虽然是客观状况，却并不是不依赖任何理论而“自明”的纯客观存在。社会历史中的实际，是人的历史活动，是客观制约性和历史能动性的统一，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要真正面对现实，科学把握实际，首先要真正面对世界。因此，理论联系实际的精髓，就在于运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把握不断变化的实际。

　　21世纪的实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底首提“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时代大变动、历史发展新阶段及其时代之问的新认识。这一具有科学预见性的重大判断，引领我们真正面对21世纪的新问题、新挑战。

　　“新实际”是对历史规律认识的深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1917年的十月革命印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科学预见，使我们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进入了极不平衡世界态势，极大地深化了这一规律性认识。正是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成为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点、焦点首先爆发并获得成功的客观根据，从而开创了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革命时代。二战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以及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度形成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而从反面看，由于不能及时把握和平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转变，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了重大挫折。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的发生，使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了谷底。

　　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并没有卷入这个“多米诺骨牌”，而是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属于自己的道路。但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必须要直面的时代之问，就是如何打破“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正在衰落、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在复兴的时代特征，提出了现代化方式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向。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绝不会因为单纯在生产力发展上的衰落，自动丧失历史舞台的主导地位，而社会主义也绝不会因此自行引领时代。社会主义必须使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就，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综合展现上拓展，转化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这就是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及其问题导向。

　　新的百年变局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如果说十月革命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从根本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根基的话，那么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则要真正开创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类型。这是一个相比革命时代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转折。对这一新实际的科学把握，是我们党对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历史规律认识的深化，奠定了“两个结合”的历史根据。

　　21世纪的中国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实际”是对国情的科学动态把握，也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中国实际。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主要矛盾的变化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把握国情的基本着眼点。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行再认识，是新突破。

　　新的情况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使之健康、可持续的挑战严峻；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如何解决贫富差别扩大的压力日增；在温饱已经初步解决、人们的物质追求不断旺盛的状态下如何有效推进精神需要提升的形势紧迫。实际上，气候和生态环境问题、落实共同富裕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发展经济就能解决的。科学认识这些变化了的实际，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突破口。

　　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要比原先“物质文化需要”的概括更全面贴切。美好生活不限于人们自身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还要求良好的自然环境。从满足需要的手段看，平衡、充分发展的追求，跳出了“社会生产”这一较为单一的发展方式，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在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转变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形成了系列解决这一矛盾的创新思路：明确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形成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工作总思路；把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要追求，形成了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部署；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的主要任务。这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大思路。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变化是各国的发展越来越相互依赖，开放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历史性交汇是这一潮流最为重要的因素。

　　两个大局的“同步交织”既表明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也表明了当代中国对于世界潮流的巨大推动作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世界潮流一致：这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永不称霸的现代化，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完全一致；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的现代化，与当代人类应对气候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努力完全一致；这是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与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资本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社会生产发生了质变，即从聚焦发不发展转向聚焦发展的协调平衡。这意味着坚持所谓“美国优先”一类狭隘利益的发展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而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类现实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历史前进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完全顺应了这一历史大势。今天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都决定着当代人类文明进步，需要在开放中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才能应对，需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推进才能真正解决。我们今天必须树立“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共同体意识，破解当代人类“向何处去”的难题，引领时代潮流。

　　现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大于对立的利益，是我们判断时代潮流、把握战略机遇期、管控重大国际关系冲突的客观依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在今天其重心已经拓展到现代化方式和文明形态的竞争。这表明，尽管国家政权问题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核心，但重点在回应和平发展的时代之问中展示国家的创新能力、综合实力和文明活力，聚焦在推进现实共同利益和引领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上。虽然斗争依然复杂尖锐，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会增加，但完全失控的全球对抗不易出现。

　　科学地把握具体实际，不仅要克服理论高高在上的教条主义，还要克服随波逐流的自发性倾向。事实证明，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无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而摒弃科学理论、盲目跟风赶时髦，就会落入当今仍然强势的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实际”陷阱，成为资本主义的“小跟班”，同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在回应新的实际中彰显科学理论的生命力，是我们领悟“两个结合”的精髓。

　　三、精准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弄懂“两个结合”的关键

　　在“两个结合”的表述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表述需要倍加关注。和“中国具体实际”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客观的描述，而是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的概括，它绝不是“自明”的。这一概括本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得到的科学抽象。因此，把第二个结合解读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平起平坐”，甚至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自然是无稽之谈。这是深入领悟“第二个结合”理论创新的关键。

　　对文化复杂性的科学分析是推进文化传承的基础。唯心史观无力解决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的辩证关系，而片面夸大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形式的作用，从根本上颠倒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因而无法把握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人类历史规律，也使文化问题陷入了困境。而马克思“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这样，一直被人的历史活动动机支配的“观念史”，第一次成为了“自然历史”过程，唯物史观取代了所谓的“文化史观”。

　　在批判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唯物史观把广义的大文化抽象为经济、政治、文化等科学范畴，在阐明其相互关系的同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一基本观点规范了文化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定位：一是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状况的“反映”关系，这一定位表明文化发展需服从于服务于经济运行和政治需要；二是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状况的“反作用”关系，这一功能表明文化发展对于社会整体发展具有伟大的影响力。因此，要努力阐明“第二个结合”如何反映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新要求；努力阐明“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我们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文化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支撑。虽然观念文化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但文化的传承却是历史延续的轨迹。文化的中断，就意味着历史的中断。大家都认同，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然而事实上，众所周知，生产生活都不会真正中断，总是要继续下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而能够被中断的其实正是文化的传承，马克思因此作出判断：“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可见，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反映”关系，不影响它作为历史连续性桥梁的地位，文化传承本质上就是历史的延续。

　　文化不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是历史认同、从而也是民族认同的方式。文化通过核心价值观、集体记忆和民族性格等形式，内化在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中。文化传承是反映历史普遍规律和凝练民族特色的综合体。一方面，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方，其生命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其对于历史客观规律的把握能力、顺应程度和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所有的文化文明类型，都要在历史潮流面前接受检验，决定取舍，而历史上中断了的文明文化，问题最终都出在不能适应潮流上，正所谓“大浪淘沙”。这充分证明了观念文化的从属性。

　　然而另一方面，文化又是一个民族唯一可以超越纯经验而认识世界、历史和自身的普遍形式。列宁就曾断言，作为哲学精华的辩证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文化不仅是“具体实际”的组成，而且是完整把握客观实际的方式。这表明，全面把握文化的功夫在深入地了解历史，而解答历史之谜的钥匙在历史观。

　　可见，提出“第二个结合”不是单纯在结合对象上量的拓展，而是意味着我们对于唯物史观的坚持运用有了新突破：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透彻的整体发掘和精准把握，对于中华文明的内生性力量及其特质的规律性认识，对于当代中国的实际更为深刻全面的观察认知，以及由此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发展。“第二个结合”具有提升为理论的经验总结和面向新征程作战斗动员的双重意义。由于文化对于历史连续性的特殊价值，即通过其对历史过程的“反映”而形成的历史积淀，不断地转化为历史的内生性存在，使其具有对于历史的强基固本作用。对于蕴藏在历史深处的文化生命力的自觉发掘，是增进历史自信、获得历史主动的源泉。

　　文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不仅表现了我们党在坚定历史自信方面的新高度，更表现了党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的历史主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内、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般地不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而是要引领当代人类走出困境，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不脱离人类文明大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不割断历史，尽量吸收以往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马克思因此断言，共产主义“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从文明形态上说，这是社会主义刚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新型文明还未成型的状况。其二，创造文明新形态，开创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历程。这不仅需要人类已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支撑，还需要较为完整的文明形态的历史类型依托。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对于原始社会的发现高度重视，就因为这是人类终将跨越阶级对立的旧文明形态，进入共产主义文明新阶段的历史根据。“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最重要的并不是吸收已有的文明成果，而是通过全面激活一个古老文明、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

　　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实际步骤，需要有符合文明综合性特征的全方位创新。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当代的伟大复活，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二个结合”对中华文明深入挖掘、全面激活、融入当代的要求，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高的历史使命。要以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为基轴，对中华文明整体性把握上要有大突破。不仅是一般地区分糟粕精华，形式上进行归纳整理，抽象地演绎当代价值，更是立足当代潮流进行深入挖掘，立足创新发展激活优秀传统，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换时代内涵。另外，要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方向，在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上要有大突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接地气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大众化手段，更要完美地融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真正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精华的有机构成。这一历史使命概括起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高程度的贯通，也是“第二个结合”的灵魂。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