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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6月2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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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斯 重述水浒 延续生命(图)
文 王小柔
于斯 作家、诗人。1964年生于武汉,曾任西藏作协副主席。肾衰竭晚期患者。用十年时间完成长篇小说《大话水浒》。诗歌作品入选“汉语先锋·2022年度最佳诗歌100首”。

  于斯是诗人我是知道的,因常在公众号上看他写的诗歌。那些句子像从植物上撕扯下来的,树叶、花朵、枝杈混在一起,带着季节的暗示。我在细枝末节中揣摩着一个诗人对世界的表达,但我一直不知道于斯还写小说。

  从2005年开始,他有十几年销声匿迹,到2018年才有朋友看见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做透析。朋友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他说:“我有一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写完,写到了一半,我最怕我现在死掉。”朋友这才知道他这十几年住在北京通州,几乎跟所有的熟人都断了联系,闷头在写一本叫《大话水浒》的长篇小说。

  2018年春天,于斯发病时,小说只写到一半,下半部只有提纲和一些残稿。发病的情景,他曾写到一首诗里,题目叫《在盛开的海棠树下呕吐》,他觉得很煞风景,想挪到其他地方去呕吐,但迈不开步。他住院一个多月,做了几次手术,由血液透析改为腹膜透析,每天四次以上,病情稳定一些之后,他在透析的间隙狂写,一个月就把草稿打完了,然后慢慢修改,改了两遍,觉得还挺像样。他说:“我现在可以去死了。”

  于斯创作《大话水浒》的十年,是他和死亡赛跑的十年,是人的意志力在无情的时间面前历练的十年。作家麦家说:“也许老天不会再给于斯太多时间,但有了这部小说,于斯也许又是不死的。它会替他活,替他陪施耐庵之‘水浒’,伴我们度过一个个文学之夜、之梦、之爱。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后现代文本,它会填上你对施耐庵之《水浒传》的种种不满不平;作为一部诗人苦心孤诣写出的小说,你将在文本里不时看到高级的起承、暗合。博尔赫斯说,对一个诗人而言,万事万物向他呈现,都是为了转化为诗歌。不幸并非真正不幸,只是赋予诗人的一件工作,正如一把刀是一把工具一样,一切经验(包含不幸)都应被转化为诗歌。马拉美说过相似的话: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通往一本书。我寻思,这兴许是于斯爱听的一句话,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并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是他之幸,亦是读者之幸。”

  一部“水浒”一生夙愿

  说书人给了新启发

  第一次看《水浒传》时于斯只有10岁。有个同村同学,他哥哥是村里藏书最多的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苦菜花》《林海雪原》……满满一箱子。木板箱,搁在他家阁楼上。于斯每次去借书,都是先搭上木梯子爬上阁楼,借着屋顶亮瓦透下来的光,打开木箱子翻找。

  小学四年级,于斯借来《水浒传》看了一个月。还书时同学的哥哥很惊讶:“这么快就看完啦?”于斯说:“是的,不信你考考我一百单八将的绰号。”哥哥随便考了几个人的绰号和兵器,于斯都答对了。哥哥高兴地说:“你要看什么书都可以找我借,只要我有。”五年级,于斯借了一本《苦菜花》,上课时放在抽屉里看,被语文老师抓住,把书没收了。于斯的父亲去学校把书要了回来。

  于斯的父亲也是个“水浒迷”,知道儿子喜欢这套书,只要有空,就会给他讲。那个年代还有说书人,背着小鼓进村,说唱一段,又背着小鼓和小半袋大米,去另一个村。水浒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在于斯心里重复着。上初中以前,《水浒传》最吸引于斯的是打斗,小李广花荣是于斯的偶像,他自制了一副小弓箭,每次去另一个村做客时就会带上它,觉得这样出场才算帅气。

  16岁的于斯考上了军校,19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沟里。寂寞的时光,他开始写诗,往拉萨和内地的一些刊物投稿,后来他调到了军区创作组。

  于斯在拉萨的新华书店买到了《水浒传》。这次看完后,他对梁山好汉招安后打方腊不太满意,对宋江把扈三娘嫁给王矮虎也不太满意。有一天,他在创作组资料室找到了一套金圣叹点评的《水浒传》,看完感觉舒服多了,一个是因为金圣叹把《水浒传》的后半截给腰斩了,另一个是他在书里写下的那些点评——关于人物的,关于一些细节,让于斯大开眼界。于斯发现,自己以前读《水浒传》读得太粗糙了,很多地方没有用心去深入地理解。

  于斯觉得,如果想写好小说,好好研究《水浒传》是必须的。那时候他也就二十岁出头,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他读了一本又一本跟《水浒传》相关的书,有的是研究著作,有的是衍生小说。他有时会想:为何我不写一本跟《水浒传》有关的小说呢?

  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听说书人讲《水浒传》,对同一个故事,两个说书人讲得并不一样。比如王矮虎结婚的那天晚上,一个说书人说,王矮虎被扈三娘胖揍了一顿,有两个村民哈哈大笑,说打得好。另一个说书人没有说王矮虎被打,而像书中写的那样,讲到了雷横上山,村民几次打断说书人,问他为什么不讲结婚那天晚上王矮虎挨打的事,还问他后来扈三娘过得怎么样?于斯说,他当时就想,如果自己要写一本有关《水浒传》的小说,一定要把扈三娘跟王矮虎结婚以后的日子写出来。

  没过多久,于斯又把改写《水浒传》的念头放下了。那时候大量西方小说和哲学著作涌入中国,占领了他的大脑。他开始模仿外国作家写小说和诗。他模仿过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海明威、卡佛。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觉得这样不行,老模仿别人,没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没啥艺术价值。但是创新又谈何容易!于斯想到的办法,就是把本民族的一些东西跟西方文学结合起来,就这样,《水浒传》又回到了他的视野。1993年,他转业到成都,大量工作上的事、生活上的事需要处理,改写《水浒传》这件事只能暂时搁浅。

  哪怕生命倒计时

  故事还是要讲完

  2004年,于斯开始拆解《水浒传》。他认为,《水浒传》主线上长满了可以独立的枝条,其结构就是一棵树。砍掉其中任何一根枝条,哪怕是精彩的林冲线、武松线、鲁达线,都不影响这棵树。大多数宋江以外的线,都可有可无。甚至,某一根线砍了更好,比如鲁达线。鲁达被招安前是个行侠仗义的好汉,招安后就走向了行侠仗义的反面,变成了一个好勇斗狠之人,变得莫名其妙。于斯想,他如果重写《水浒传》,坚决要避免这种价值观前后不一致的情节,也坚决不要那么多的枝条,要让主线保持简洁明快。根据内容主题,他觉得互有联系的多线并进结构更合适自己的这本书——可以有更丰富的变化空间,比如可以使用悬疑风格线、武打线、情感线,可以镶嵌很多猜谜的内容,可以容纳很多跟书外的“水浒”对话的主题。

  但刚写完一半初稿,于斯就病了。2014年开始有一些症状,尤其到了冬天,会觉得喘不过气,以为是空气质量的问题,他专门去了南方,住在广西一个书店里,一边写作一边休息,结果病情却越来越重。他继续往南,到了海南岛,却开始发烧、呕吐。

  2016年下半年,于斯住到了北京通州,闭关写作。一年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上楼都喘不过来气。2018年4月,他连续呕吐了一个月,送进医院抢救,确诊为肾衰竭。

  于斯被疾病打倒了,但他又爬了起来,只要能用指头戳手机,就接着写,接着改,然后又被疾病打倒。一个人用生命一次一次与病魔抗衡,或许这勇气都来自《水浒传》。于斯一次又一次倒在病床上、手术台上,但他总能爬起来,接着写!他说:“生病确诊之后的四年,慢慢修改,改了两遍,觉得还像个样子,我现在可以去死了。”

  肾衰竭,不只是肾有病,还引发了二十多种疾病,像心脏病、高血压、贫血、皮肤病、抑郁症、失眠等。也改变了社交关系,一个是社交活动减少,另一个是和人交往时,自己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注意力自然就回到了自己身上,对别人说的话不够敏感,影响深度交流,不断失去朋友。

  有人以为于斯傲慢,以为他在诗歌上有了一些成绩,瞧不起别人,于是对他的态度渐渐改变。于斯努力过几次,想挽回友情,没啥效果,只好算了。他觉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反正不会太长,还是把时间放在喜欢自己的人身上吧。

  其实于斯能用来和人交往的空闲时间很少,他每天腹膜透析至少四次,每次40分钟,还要做很多家务,因为独居,每样都得自己动手,洗衣、晾衣、收拾屋子、买菜、做饭,还要保持一定的运动量。他每顿饭吃得很少,但还要加餐,时间被这些事情分割得零零碎碎。

  诗歌是灵魂中的精灵

  写作是活着的快乐

  因为无法预计自己能不能活两年以上,所以不敢制订写长篇小说的计划,对于斯而言,这就等于失去了人生中非常大的乐趣。不能喝酒,不能喝茶,很多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吃,不能游泳、泡澡,小说也不写了,朋友聚会聊天越来越少,人生的乐趣越来越少,但是于斯也只能安慰自己,幸好还能阅读、写诗,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出去散步,生活还能自理,还可以活着。

  偶尔,于斯也会去吃能吃的美食,也会吃一点点被医嘱禁止的美食,看场电影或者听听音乐会。这么数一数,他的人生中还是有一些没有被二十多种疾病夺走的乐趣。他现在主要写诗歌,丹麦翻译家、诗人劳淑珍把他的诗歌译成了丹麦语,也有的诗歌已经被译成了英语、韩语。

  诗歌是于斯的另一种精神力量。他写的《某人眼中的父母》《但愿你们都不会碰上这种选择》《一个透析诗人的早晨》三首诗入选“汉语先锋·2022年度最佳诗歌100首”。其中后两首都是病痛主题。他一边与病魔做殊死搏斗,一边将自己的病痛和病体作为最重要的诗歌素材。

  诗人、出版人沈浩波说:“这是一个诗人专业而自觉的决定,病痛是他最大的日常生活,他必须深入这样的日常。他意识到,病痛扩大了其身体的感知,病体成为日常生活的唯一主角,他由此可以真正践行‘身体写作’,将自己整个人彻底搁进诗歌中去,全部交给诗歌。”

  诗人交给诗歌什么,交出多少,诗歌就还给诗人什么,还回多少。病痛之下的于斯写出了最好的诗歌,此前沉睡在身体里的诗人于斯,也因身体变为病体而被唤醒。唤醒一个诗人有多难?有时竟需要一场大病。身体成了病体,于斯如睡狮猛醒,充满旺盛的创造力。于斯的诗歌创作,既构成了一种美学现象,也形成了一道生命景观。

  于斯访谈

  后现代“水浒”叙事

  让故事更合理更动人

  王小柔:《水浒传》中有多处渲染梁山好汉滥用暴力的情节,您的《大话水浒》对暴力描写是否有足够的克制?

  于斯:我用改变叙事视角的方法规避了这个问题。比如,同样是叙述朝廷镇压方腊起义,《水浒传》热衷展示宋江忠义军攻城破关的武力,《大话水浒》却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把笔墨主要用在难民身上。这样处理,应该能刷新读者的阅读感受。

  王小柔:《水浒传》讲一群男人的故事,女性故事非常少,但在您的书里,扈三娘却成为主角之一,这个动机从何而来?

  于斯:《水浒》中一百单八将,其中女将有三人,这个比例大致符合现实。问题是,这三位女将都没有引起施老爷子的重视。特别是扈三娘,连句像样的台词都没有!从我对文学的认知来看,扈三娘算不上一个人物形象,只能算一个符号。往好一点儿的方向去想,也许是施老爷子写不出来。我能写出来,不是我比施耐庵更有才情,而是我所处的时代帮了我,我学习了有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知识。在我的想象中,扈三娘是宋代的一个复杂病例。我用大量有血有肉的细节来重塑这个人物,不是要表达什么思想,而是想要改变这个人物的命运。我也有能力改变这个人物的命运。扈三娘有什么错吗?这个见义勇为、讲信用的美貌小姐,《水浒传》给了她最悲惨的命运。在由我主宰的《大话水浒》这个平行时空里,我不忍心像施耐庵那样写,我想让她过得好一点。

  王小柔:《水浒传》是一部古典文学佳作,也有很多人续写或改写,和其他衍生小说相比,您认为自己的写作有哪些特点?

  于斯:《大话水浒》的责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小说家,他这样评价和总结——拦腰截断整部《水浒传》,为了结构上的合理、为了弥补原作巨大的破绽,从中间写、从三打祝家庄开始写,设计全新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从头至尾把梁山好汉清晰地分为招安派和反招安派,一派处心积虑、不择手段,一派守护底线、追求自由,两派斗智斗力,写成一部阴谋重重、疑点多多的好看的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这么写。我想,读者看了会有自己的感受。

  王小柔:作家麦家说,《大话水浒》是典型的后现代文本。您认同吗?

  于斯:我当然认同麦家的说法。后现代小说应该长成什么样?一群当代小说家坐在一起,讨论几个月,也不会形成大家都认同的整体具象。但其中有两个特点,都会认同:创新和不确定性。从创新这个维度去理解,后现代小说概念的内涵会一直变化下去。后现代小说是一座群芳争艳的大花园,一个新品种不断进入其中的花园。我觉得,《大话水浒》就是一个新品种。后现代小说的审美,不确定性是关键词之一。有的是通过言外之意创造出不确定性,有的是通过对比创造出不确定性,《大话水浒》组合了多种形式。以上所说的后现代,表达的仅是我个人的想法和理解。其实我不知道麦家对后现代是怎样定义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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