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斯是诗人我是知道的，因常在公众号上看他写的诗歌。那些句子像从植物上撕扯下来的，树叶、花朵、枝杈混在一起，带着季节的暗示。我在细枝末节中揣摩着一个诗人对世界的表达，但我一直不知道于斯还写小说。

　　从2005年开始，他有十几年销声匿迹，到2018年才有朋友看见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做透析。朋友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他说：“我有一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写完，写到了一半，我最怕我现在死掉。”朋友这才知道他这十几年住在北京通州，几乎跟所有的熟人都断了联系，闷头在写一本叫《大话水浒》的长篇小说。

　　2018年春天，于斯发病时，小说只写到一半，下半部只有提纲和一些残稿。发病的情景，他曾写到一首诗里，题目叫《在盛开的海棠树下呕吐》，他觉得很煞风景，想挪到其他地方去呕吐，但迈不开步。他住院一个多月，做了几次手术，由血液透析改为腹膜透析，每天四次以上，病情稳定一些之后，他在透析的间隙狂写，一个月就把草稿打完了，然后慢慢修改，改了两遍，觉得还挺像样。他说：“我现在可以去死了。”

　　于斯创作《大话水浒》的十年，是他和死亡赛跑的十年，是人的意志力在无情的时间面前历练的十年。作家麦家说：“也许老天不会再给于斯太多时间，但有了这部小说，于斯也许又是不死的。它会替他活，替他陪施耐庵之‘水浒’，伴我们度过一个个文学之夜、之梦、之爱。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后现代文本，它会填上你对施耐庵之《水浒传》的种种不满不平；作为一部诗人苦心孤诣写出的小说，你将在文本里不时看到高级的起承、暗合。博尔赫斯说，对一个诗人而言，万事万物向他呈现，都是为了转化为诗歌。不幸并非真正不幸，只是赋予诗人的一件工作，正如一把刀是一把工具一样，一切经验（包含不幸）都应被转化为诗歌。马拉美说过相似的话：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通往一本书。我寻思，这兴许是于斯爱听的一句话，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并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是他之幸，亦是读者之幸。”

　　一部“水浒”一生夙愿

　　说书人给了新启发

　　第一次看《水浒传》时于斯只有10岁。有个同村同学，他哥哥是村里藏书最多的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苦菜花》《林海雪原》……满满一箱子。木板箱，搁在他家阁楼上。于斯每次去借书，都是先搭上木梯子爬上阁楼，借着屋顶亮瓦透下来的光，打开木箱子翻找。

　　小学四年级，于斯借来《水浒传》看了一个月。还书时同学的哥哥很惊讶：“这么快就看完啦？”于斯说：“是的，不信你考考我一百单八将的绰号。”哥哥随便考了几个人的绰号和兵器，于斯都答对了。哥哥高兴地说：“你要看什么书都可以找我借，只要我有。”五年级，于斯借了一本《苦菜花》，上课时放在抽屉里看，被语文老师抓住，把书没收了。于斯的父亲去学校把书要了回来。

　　于斯的父亲也是个“水浒迷”，知道儿子喜欢这套书，只要有空，就会给他讲。那个年代还有说书人，背着小鼓进村，说唱一段，又背着小鼓和小半袋大米，去另一个村。水浒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在于斯心里重复着。上初中以前，《水浒传》最吸引于斯的是打斗，小李广花荣是于斯的偶像，他自制了一副小弓箭，每次去另一个村做客时就会带上它，觉得这样出场才算帅气。

　　16岁的于斯考上了军校，19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沟里。寂寞的时光，他开始写诗，往拉萨和内地的一些刊物投稿，后来他调到了军区创作组。

　　于斯在拉萨的新华书店买到了《水浒传》。这次看完后，他对梁山好汉招安后打方腊不太满意，对宋江把扈三娘嫁给王矮虎也不太满意。有一天，他在创作组资料室找到了一套金圣叹点评的《水浒传》，看完感觉舒服多了，一个是因为金圣叹把《水浒传》的后半截给腰斩了，另一个是他在书里写下的那些点评——关于人物的，关于一些细节，让于斯大开眼界。于斯发现，自己以前读《水浒传》读得太粗糙了，很多地方没有用心去深入地理解。

　　于斯觉得，如果想写好小说，好好研究《水浒传》是必须的。那时候他也就二十岁出头，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他读了一本又一本跟《水浒传》相关的书，有的是研究著作，有的是衍生小说。他有时会想：为何我不写一本跟《水浒传》有关的小说呢？

　　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听说书人讲《水浒传》，对同一个故事，两个说书人讲得并不一样。比如王矮虎结婚的那天晚上，一个说书人说，王矮虎被扈三娘胖揍了一顿，有两个村民哈哈大笑，说打得好。另一个说书人没有说王矮虎被打，而像书中写的那样，讲到了雷横上山，村民几次打断说书人，问他为什么不讲结婚那天晚上王矮虎挨打的事，还问他后来扈三娘过得怎么样？于斯说，他当时就想，如果自己要写一本有关《水浒传》的小说，一定要把扈三娘跟王矮虎结婚以后的日子写出来。

　　没过多久，于斯又把改写《水浒传》的念头放下了。那时候大量西方小说和哲学著作涌入中国，占领了他的大脑。他开始模仿外国作家写小说和诗。他模仿过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海明威、卡佛。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觉得这样不行，老模仿别人，没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没啥艺术价值。但是创新又谈何容易！于斯想到的办法，就是把本民族的一些东西跟西方文学结合起来，就这样，《水浒传》又回到了他的视野。1993年，他转业到成都，大量工作上的事、生活上的事需要处理，改写《水浒传》这件事只能暂时搁浅。

　　哪怕生命倒计时

　　故事还是要讲完

　　2004年，于斯开始拆解《水浒传》。他认为，《水浒传》主线上长满了可以独立的枝条，其结构就是一棵树。砍掉其中任何一根枝条，哪怕是精彩的林冲线、武松线、鲁达线，都不影响这棵树。大多数宋江以外的线，都可有可无。甚至，某一根线砍了更好，比如鲁达线。鲁达被招安前是个行侠仗义的好汉，招安后就走向了行侠仗义的反面，变成了一个好勇斗狠之人，变得莫名其妙。于斯想，他如果重写《水浒传》，坚决要避免这种价值观前后不一致的情节，也坚决不要那么多的枝条，要让主线保持简洁明快。根据内容主题，他觉得互有联系的多线并进结构更合适自己的这本书——可以有更丰富的变化空间，比如可以使用悬疑风格线、武打线、情感线，可以镶嵌很多猜谜的内容，可以容纳很多跟书外的“水浒”对话的主题。

　　但刚写完一半初稿，于斯就病了。2014年开始有一些症状，尤其到了冬天，会觉得喘不过气，以为是空气质量的问题，他专门去了南方，住在广西一个书店里，一边写作一边休息，结果病情却越来越重。他继续往南，到了海南岛，却开始发烧、呕吐。

　　2016年下半年，于斯住到了北京通州，闭关写作。一年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上楼都喘不过来气。2018年4月，他连续呕吐了一个月，送进医院抢救，确诊为肾衰竭。

　　于斯被疾病打倒了，但他又爬了起来，只要能用指头戳手机，就接着写，接着改，然后又被疾病打倒。一个人用生命一次一次与病魔抗衡，或许这勇气都来自《水浒传》。于斯一次又一次倒在病床上、手术台上，但他总能爬起来，接着写！他说：“生病确诊之后的四年，慢慢修改，改了两遍，觉得还像个样子，我现在可以去死了。”

　　肾衰竭，不只是肾有病，还引发了二十多种疾病，像心脏病、高血压、贫血、皮肤病、抑郁症、失眠等。也改变了社交关系，一个是社交活动减少，另一个是和人交往时，自己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注意力自然就回到了自己身上，对别人说的话不够敏感，影响深度交流，不断失去朋友。

　　有人以为于斯傲慢，以为他在诗歌上有了一些成绩，瞧不起别人，于是对他的态度渐渐改变。于斯努力过几次，想挽回友情，没啥效果，只好算了。他觉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反正不会太长，还是把时间放在喜欢自己的人身上吧。

　　其实于斯能用来和人交往的空闲时间很少，他每天腹膜透析至少四次，每次40分钟，还要做很多家务，因为独居，每样都得自己动手，洗衣、晾衣、收拾屋子、买菜、做饭，还要保持一定的运动量。他每顿饭吃得很少，但还要加餐，时间被这些事情分割得零零碎碎。

　　诗歌是灵魂中的精灵

　　写作是活着的快乐

　　因为无法预计自己能不能活两年以上，所以不敢制订写长篇小说的计划，对于斯而言，这就等于失去了人生中非常大的乐趣。不能喝酒，不能喝茶，很多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吃，不能游泳、泡澡，小说也不写了，朋友聚会聊天越来越少，人生的乐趣越来越少，但是于斯也只能安慰自己，幸好还能阅读、写诗，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出去散步，生活还能自理，还可以活着。

　　偶尔，于斯也会去吃能吃的美食，也会吃一点点被医嘱禁止的美食，看场电影或者听听音乐会。这么数一数，他的人生中还是有一些没有被二十多种疾病夺走的乐趣。他现在主要写诗歌，丹麦翻译家、诗人劳淑珍把他的诗歌译成了丹麦语，也有的诗歌已经被译成了英语、韩语。

　　诗歌是于斯的另一种精神力量。他写的《某人眼中的父母》《但愿你们都不会碰上这种选择》《一个透析诗人的早晨》三首诗入选“汉语先锋·2022年度最佳诗歌100首”。其中后两首都是病痛主题。他一边与病魔做殊死搏斗，一边将自己的病痛和病体作为最重要的诗歌素材。

　　诗人、出版人沈浩波说：“这是一个诗人专业而自觉的决定，病痛是他最大的日常生活，他必须深入这样的日常。他意识到，病痛扩大了其身体的感知，病体成为日常生活的唯一主角，他由此可以真正践行‘身体写作’，将自己整个人彻底搁进诗歌中去，全部交给诗歌。”

　　诗人交给诗歌什么，交出多少，诗歌就还给诗人什么，还回多少。病痛之下的于斯写出了最好的诗歌，此前沉睡在身体里的诗人于斯，也因身体变为病体而被唤醒。唤醒一个诗人有多难？有时竟需要一场大病。身体成了病体，于斯如睡狮猛醒，充满旺盛的创造力。于斯的诗歌创作，既构成了一种美学现象，也形成了一道生命景观。

　　于斯访谈

　　后现代“水浒”叙事

　　让故事更合理更动人

　　王小柔：《水浒传》中有多处渲染梁山好汉滥用暴力的情节，您的《大话水浒》对暴力描写是否有足够的克制？

　　于斯：我用改变叙事视角的方法规避了这个问题。比如，同样是叙述朝廷镇压方腊起义，《水浒传》热衷展示宋江忠义军攻城破关的武力，《大话水浒》却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把笔墨主要用在难民身上。这样处理，应该能刷新读者的阅读感受。

　　王小柔：《水浒传》讲一群男人的故事，女性故事非常少，但在您的书里，扈三娘却成为主角之一，这个动机从何而来？

　　于斯：《水浒》中一百单八将，其中女将有三人，这个比例大致符合现实。问题是，这三位女将都没有引起施老爷子的重视。特别是扈三娘，连句像样的台词都没有！从我对文学的认知来看，扈三娘算不上一个人物形象，只能算一个符号。往好一点儿的方向去想，也许是施老爷子写不出来。我能写出来，不是我比施耐庵更有才情，而是我所处的时代帮了我，我学习了有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知识。在我的想象中，扈三娘是宋代的一个复杂病例。我用大量有血有肉的细节来重塑这个人物，不是要表达什么思想，而是想要改变这个人物的命运。我也有能力改变这个人物的命运。扈三娘有什么错吗？这个见义勇为、讲信用的美貌小姐，《水浒传》给了她最悲惨的命运。在由我主宰的《大话水浒》这个平行时空里，我不忍心像施耐庵那样写，我想让她过得好一点。

　　王小柔：《水浒传》是一部古典文学佳作，也有很多人续写或改写，和其他衍生小说相比，您认为自己的写作有哪些特点？

　　于斯：《大话水浒》的责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小说家，他这样评价和总结——拦腰截断整部《水浒传》，为了结构上的合理、为了弥补原作巨大的破绽，从中间写、从三打祝家庄开始写，设计全新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从头至尾把梁山好汉清晰地分为招安派和反招安派，一派处心积虑、不择手段，一派守护底线、追求自由，两派斗智斗力，写成一部阴谋重重、疑点多多的好看的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这么写。我想，读者看了会有自己的感受。

　　王小柔：作家麦家说，《大话水浒》是典型的后现代文本。您认同吗？

　　于斯：我当然认同麦家的说法。后现代小说应该长成什么样？一群当代小说家坐在一起，讨论几个月，也不会形成大家都认同的整体具象。但其中有两个特点，都会认同：创新和不确定性。从创新这个维度去理解，后现代小说概念的内涵会一直变化下去。后现代小说是一座群芳争艳的大花园，一个新品种不断进入其中的花园。我觉得，《大话水浒》就是一个新品种。后现代小说的审美，不确定性是关键词之一。有的是通过言外之意创造出不确定性，有的是通过对比创造出不确定性，《大话水浒》组合了多种形式。以上所说的后现代，表达的仅是我个人的想法和理解。其实我不知道麦家对后现代是怎样定义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