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文学应该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律师的故事是一座别样生活的富矿。很多影视剧跟法律生活相关，不少影视剧更是直接改编自真实案件，也有不少反映律师和法律人的“律政剧”，单纯表现激烈辩论的“法庭戏”的影视剧也不少，经典电影比如《十二怒汉》《控方证人》等都还不错。

　　文学史上的一些巨著，如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都和法律案件有关。托尔斯泰、歌德、格林兄弟、卡夫卡，这些国外的著名作家，很多都是律师出身或者至少毕业于法学院。中国诗人徐志摩和海子曾是北京大学学法律的高才生，就连金庸也毕业于法学院。当下，很多国外的律师是享有盛誉的纯文学作家或者畅销书作家，比如前几年公映的电影《无罪谋杀：科里尼案》，改编自德国作家费迪南德·封·席拉赫的小说《科里尼案件》，他就是一名出色的刑事辩护律师。

　　律师从事写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律师工作可以接近隐秘的故事和真相，律师的案卷和律师的内心里，有着波澜壮阔的不同的人生。律师的档案室里尘封起很多人的悲欢，那些故事随时可以打开并且再度上演，当然是用文学的方式。而文学和法学一样，都是捕捉生命的闪光点，只要用心，就有所得。

　　就以我这个做律师的写作人来说，“白天做律师，晚上当作家”，我每天所做的两种不同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好像很不相同，而且是一件理性一件感性的对立关系，但在我看来，它们就是一件事。我所以能有相对较好的文字能力，我的庭审表达之所以有感染力，这来自千锤百炼，我推敲提高的过程，就是文学修养给我的温润打磨。

　　做律师要分析每一个案件的法律关系和人物关系，而文学其实也是最讲人物关系的，把一个案件里的人的相互关系读懂了，案件的来龙去脉也就弄清楚了，这样说，文学的手法简直就是搞清法律案件的好抓手。我如果不是因为常年做律师的缘故，不可能会遇到那么多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于我也是最好的哲学教科书，否则我也不可能写下带有一定思辨色彩的文字。

　　但律师工作又确实是我写作的“障碍”。律师往往都像我这样自我设限，在理性的世界里剪去了想象力的翅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不想把别人的真实故事写进小说，以免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但是我的每个当事人都会真诚地给我讲他们的故事，他们遇到的麻烦，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一五一十地讲给我，这是做法律问题交流的必经程序，不讲不行。而当事人往往也有倾吐心声的讲述愿望，不听也不行。其实不需要做别的，我只需要在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把他们说的话用一个律师作家的笔写下来，那就是文学，是最好的非虚构作品。当然也可以用虚构的方法写小说，只要争得当事人的同意，不违反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操守。

　　可以有工人文学、农民文学，当然也可以有律师文学。经常有人问我，你是一个律师还是一个作家？过去我还真回答不好。既然有工人作家、农民作家，那我也可以是一个律师作家。把两个职业连接起来，或者说把两个汉语词汇相加，这么简单的事情，我用了二十多年才想明白。

　　杨仲凯先生的系列文章“读读写写”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系列文章“邮缘”。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