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18日，父亲不幸因公去世，年仅41岁。噩耗传来，31岁的母亲痛不欲生。当时，父亲所在单位给出两个补偿办法：一是“大把抓”，即一次性支付抚恤金后，我家从此与父亲单位脱离关系，再无瓜葛；二是每月领取父亲工资的一半，直到我们姐弟三人参加工作。
在北京的老叔和两个姑姑，都赶到天津帮着处理我父亲的后事，面对这两个补偿方案，现场气氛凝重，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母亲，等待她做出最终的抉择。
当年，我姐姐十一岁、我九岁、弟弟四岁，如果一次性“大把抓”，大致可以拿到两万多元钱。考虑到我奶奶尚健在，大致需要分成三份，母亲和我们一份，奶奶一份，叔姑可能也多少能拿一点。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关键时刻，母亲尽管无比悲伤，但脑子却异常清醒，她擦了一把眼泪，声音虽小，但口气坚定地否定了“大把抓”方案，果断地决定每月领取我父亲工资的一半，即每月42元。再加上母亲已在“人委”工作，才使我们不至于陷入饥荒的窘境。
随着我们姐弟三人陆续参加工作，母亲领取父亲工资的金额，也在逐年递减，直至停止。其实，母亲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还向所在单位提出了一个额外要求，即让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父亲前妻的儿子）接父亲的班。哥哥当年17岁，在农村老家跟着奶奶务农。如果能够接父亲的班，就可直接实现“农转非”，彻底改变他的人生命运。正是此举，使我哥哥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当上一名工人，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对于当年母亲做出的关乎他一生命运的决定，哥哥一直感怀于心，念念不忘，以各种形式回报我的母亲，并将母亲视为他的亲生母亲。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妈啊，您办了一件我亲妈都没办到的事，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您的恩情！”每每想起这些，我们都由衷地为母亲感到自豪！
父亲与母亲的姻缘是由我父亲的战友刘胜贺做媒（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刘伯伯）。1954年，刘伯伯转业到石家庄工作，一次在火车上邂逅我母亲。通过攀谈，得知母亲刚从驻扎在北塘的公安83团311四支队（即现在的武警部队）复员，准备回河北省定州农村。在列车上，刘伯伯与母亲唠嗑，并想介绍与我父亲相识，那时我父亲已在保定工作。后来，我母亲也到了保定工农速成学校学习，母亲得知父亲比她大八岁（实际大十岁），又高又瘦又黑，离异后还有一个儿子，就没有同意。但父亲很执着，天天骑着自行车接送母亲，但母亲还是不情愿，一直不吐口儿，转机发生在我大舅借钱盖房这件事。
那天，父亲单位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边秀芬对象收，落款是定州东朱谷村。原来，我大舅只知道父亲的单位，却不知父亲的名号，也不好直接跟我母亲挑明，毕竟两人的关系尚未确立。单位收到信的那天，正巧父亲进屋，见几个人正举着那封信看稀罕。父亲看到母亲的名字，也听说过母亲家所在的村子，就连忙接过信说：“我的信、我的信！”大舅在信中说：家里要翻盖房子，急需四百块钱，想请我父亲帮忙筹措一下。这是在试探父亲是否真心想娶我母亲，还是考验父亲的经济实力？
那年头，四百元可不是小数目，但父亲没有丝毫犹豫，很快就把钱送到了母亲手中。这钱不知是父亲的私房钱，还是找同事或向财务借的，反正母亲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对父亲的好感油然而生。不久，就做出决定：“本来两人谈朋友，八字还没一撇，就肯拿出一大笔钱给对象家里用，可见他重情重义，以后是个顾家的人，值得自己托付终身。”
他们结婚后，先后有了我们姐弟三人。说起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我常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天。那天我正在平谷老家的村口玩耍，我老叔脸色凝重地叫住我说：“我上天津，你在家要听话，照顾好你奶奶！”
我不知道老叔为啥要回天津，便没吭声。若干年后才明白过来，老叔当年是专程去料理我父亲后事的，也是去与他一奶同胞的哥哥做最后的诀别。而这最后一面，也留下了诸多的憾事。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都会疼上一阵，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吗？亲生父亲突然去世，儿子却不知晓，也没机会去看上最后一眼！后来母亲一提起这事，还感到深深的内疚。
可这能怪母亲吗？父亲的猝然离世，不仅瞒着我，还瞒着我奶奶。老人直到仙逝，都不知道自己最孝敬的儿子，已于二十年前就去世了。人间悲剧，难以言说。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母亲始终选择坚韧。那年，我老叔和两个姑姑反复商量，最后决定暂时瞒下父亲去世的消息，生怕风烛残年的奶奶知道，承受不住晚年丧子的打击，谎称我父亲去了国外工作，音信不通。母亲还要按时给奶奶寄钱，保证老人能够按月收到，不露出任何破绽。
然而，最痛苦的莫过于我母亲了。虽说与婆婆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但母亲仍要按月给婆婆写信、寄钱，那种痛苦可想而知。1976年，借出差去北京的机会，母亲鼓起极大的勇气，决定去探望十年未见的婆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两个姑姑也都默契配合，提前让我老叔把奶奶送到了通州我的老姑家。于是，整个家族的人都在期待着这场不同寻常的见面。
那是一个怎样备受煎熬的场景啊！在见面之前，母亲静静地待在另一间屋子里，先是哭了个够，然后拭去泪痕，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去见婆婆。在见面的一刹那，她不敢正眼看婆婆，生怕与婆婆的目光相遇，但就只瞄了一眼便发现，婆婆真的老了，满脸皱纹，满头白发，身形佝偻。母亲低低地叫了一声：“妈！”喉头哽咽，泪水立时充满了眼眶。婆婆应了一声，便两眼望向母亲，然而母亲眼睑低垂，眼神躲闪着老人质询的目光。老人似乎也看懂了母亲的心思，自言自语地叨咕：“守本干啥工作去了？咋还不让回家见面呢？”王守本是父亲在家时的名字，参加工作后改名叫王持久。婆婆和母亲两个人像在演戏，彼此的心照不宣，包含着说不出的试探与揣测、苦楚与悲伤。母亲积蓄了多少年的委屈和悲伤，都在竭力地压抑着，不敢表露出一点。家人们出出进进，积极配合着演戏，尽量转移话题、减轻压抑的气氛，待一阵沉默过后，母亲小声地说：“我……给您梳梳头吧！”
奶奶就坐在那儿，母亲站在老人背后，从心里感受到了婆婆的孤独，但还不能表现出来。母亲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就这样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这些痛苦和委屈又向谁去诉说？时间在静默中流淌，母亲强忍悲痛，梳子在婆婆头上一次次拢过，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滴滴滚落在婆婆的头上、肩上。母亲在猜想，老人是不是早就知情了，就是不敢道破这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次过后，婆媳俩再也没有见面，直到老人八十三岁辞世。即使在老人弥留之际，家人也没敢告诉老人真相：您孝顺的大儿子早就先您过世了，家人们为了不让您承受失去爱子的悲伤，而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现在看来，这善意的谎言，就是以不让老人承受痛苦为代价，设身处地为老人着想的一种行为方式。殊不知，知情一方所承受的痛苦和思念，更是无法言说与释放，只能在岁月里徒增更多的苦楚，无处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