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访谈成为文学“破圈”、走向大众的时代利器，大众却又乐于对这个“最擅长虚构”的群体抱有最热情的怀疑，并在余华“作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80%的话是不可信的”等“出圈”作家言论中释然一笑。与此同时，当代文学批评者、研究者在享受作家访谈带来的现场红利与史料积累时，又不得不提醒彼此保持专业性的警惕，以免落入作品之外的叙事陷阱。访谈，作为一种有问有答的非虚构文体，天然地被寄予了以真诚对话抵达真实内心的厚望，却因受访者与语言的特殊关系，遭到关于诚与真的质疑。因此，当我们自舒晋瑜《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中感受到直抵人心的真诚时，惊喜也会伴随着怀疑。我们感受到的真诚注定是不可靠的吗？作家访谈难道注定无法抵达诚与真吗？

　　想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质疑的起点。如果书中的三十位女性作家与我们对坐而谈，我们最想要的诚与真是什么？是请她们讲述严格遵照客观现实的人生回忆吗？是请她们如实说出创作生涯每一个阶段的所思所想吗？答案是否定的。人的记忆远没有如此强大的还原能力，每一次记忆的唤醒都注定是对记忆的一次修改，使记忆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自我。更何况，作为公众人物的作家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将落入历史、时代和社会关系织成的巨网之中，影响自身形象的塑造与社会角色的扮演，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她们无死角地暴露内心。因此，当我们对访谈提出质疑时，也许并不确定我们追求的是怎样的诚与真。

　　“实际的感情”“内在的自我”难以定义和把握，因此在现实中，真诚往往流向“正确地履行一个公共角色”的道德考量。三十位受访者的社会角色是作家，也是女性。想做到读者所认为的真诚并非难事，她们只需要迎合人们对女作家的认知，讲述写作之路的心得，并流露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但“扮演”真诚却违反了真实这一更加难以实现的原则。

　　舒晋瑜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径，通向作家访谈的诚与真——对于文学而言，重要的不是事实是否客观，而是叙事如何建立。带着“认识你自己”的使命降生，每一位女性作家都在努力建立关于自己且忠于自己的叙事。而在她们对面倾听的舒晋瑜，扮演的正是一位极富经验与诚意的叙事设计者和建筑师。从童年讲起，舒晋瑜已将所有可能接近作家真实自我的建筑材料一一备齐，提供一幅基于作家创作生涯与人生经历的个性化设计蓝图，将筛选和建筑的主动权移交作家，同时不放弃将作家向着真诚引导。从父母的言传身教、阅读的潜移默化、土地的血脉相连、孩子对母亲的改变，问到处女作的发表、创作之路的艰辛、当下的生活状态和对理想生活的期待，舒晋瑜太清楚如何提问能够唤醒一位女性对自我的真诚探索了。

　　尤为可贵的是，舒晋瑜从不给作家设置“女性”的限制。“在我的心里，作家不分男作家、女作家，只有好作品、差作品。”打上女性主义烙印的林白可以代表女性，“在‘女’字上做文章像登珠峰一样难”的迟子建同样可以代表女性。舒晋瑜也没有给作家设限。“请接住他，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霍达的深沉母爱昭示了作家对作品的呕心沥血；“我爱娃娃，为了娃娃，我像个旧式女人，一夜一夜地用针线为自己心爱的人缝制衣服”，陈祖芬的童真童趣意味着作家可以是母亲，也可以是孩子。甚至，她也没有给真诚设限。读者既能感动于张抗抗“愿这世上一切诚实坦白”的真诚，也会对残雪“（单纯）是表面的，伪装的。我是很复杂的”肃然起敬——不仅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深邃的精神都需要一个面具（尼采语）”，更是因为，还有什么比告诉读者“我戴着面具”更真诚的自白吗？

　　舒晋瑜对诸多限制的打破，女作家对自我的真诚探索，形成了一股合力，重塑着社会对女性作家角色的期待。比起对客观事实的刨根问底，她们共同构建的叙事才是真正带领她们通向真实自我的通道。作家的真实自我往往就隐藏在毕生的作品之中而不自知，好的作家访谈正是对作品叙事的延伸与转化，是提供一个他者视角，让作家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实现自我重述。基于此，作家也会更加有底气地拿出自己定义的真诚，献给她们自己，进而通过舒晋瑜献给读者。正所谓“对自己忠诚，才不会对别人欺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