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本书是在长期经济增长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代表作之一。作为计量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姊妹篇，本书是关注如何量化长期增长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

　　书中包含一百多个表格以及丰富的数据，并对数据来源和数据计量方法进行了详细和透明的解释，既是对《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和资料来源的补充、更新和修订，也是其重要的延伸。其翔实的数据资料以及对基础数据的搜集和处理方法，对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有鲜明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可以想象，这样一部关于经济数据的著述很难让一般读者感到兴奋。然而，对于阅读过麦迪森先生《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精校本，2022）的读者，这部作为其姊妹篇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文精校本，2024）实在不容失之交臂。在这部著作中，麦迪森以坚实的数据理论、广泛的数据搜集、系统的数据梳理以及透明的数据过程，支撑了他对人类长期经济增长的计量探索和挑战性的结论。这是一部试图在麦迪森标准下，整理全球迄今所有的国民账户数据和相关估计方法，从而建立麦迪森全球增长测算体系的史无前例的著作。她不仅把我们带进了人类的千年历史，也激起了我们关于人类因何要计算所有个体经济活动的宏观效果的好奇心。

　　●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从数据的角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答案是缘于地缘政治的“政治算术”，这就是我想在本导言中所讨论的主题。

　　不要说本书读者，就是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资深学者，很多也未必知道“政治算术”的概念和由来，以及它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关系，更不知道它如何与今日因国际关系风云突变而变得炙手可热的地缘政治话题相关联。然而，在以回顾人类宏观经济测算发展史为主题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的导论中，麦迪森先生开篇讨论的就是英国学者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以当时的地缘政治关系为背景的两部政治算术著作——《献给英明人士》（1665）和《政治算术学》（1676）。因此，在《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文精校本问世之际，我认为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历史上地缘政治危机与以“政治算术”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测算的起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我曾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精校本（2022）的译者导言中探讨了人类历史上地缘政治关系变化，特别是地缘政治危机如何推动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制度建设，突出了被麦迪森先生融合在其长期增长案例中的重要的市场主题，也就是影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主题。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关注的就是国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见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相比之下，尽管没有忽略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主要经济体政治制度的经济影响，麦迪森更关注的是有利于国际市场竞争的制度建设，也就是基于规则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谈到制度建设，多数人很容易想到那些旨在改善现有制度结构的各种改革方案、政策、法规等，而不会立即联想到宏观经济测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难设想这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必须来自国家之间基于公众纳税能力的经济实力比较所产生的压力。其实，正是这样的国际经济实力比较推动了至少两个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的重要进步：一是启发了国家内部从知识阶层到统治或施政的官僚精英集团对国家致富能力或经济动力的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开发和提高这种能力的制度保障；二是启发了国家之间在思考和处理地缘政治关系时的成本意识，从而使经济理性成为确立国际秩序时的重要因素。麦迪森认为这始于17世纪中叶由配第所开创的政治算术学。配第和其他政治算术学的先驱者们勇敢地接受了17世纪科学革命对人类认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逻辑能力的挑战。随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政治算术学不仅推动了以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为目标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也成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制度，以及国际秩序建设所不可或缺的计量工具。

　　● 地缘政治危机与政治算术学的出现

　　所谓地缘政治，如我在《世界经济千年史》精校本导言中所阐述的，是指地理上相邻或相关国家之间基本上由经济利益所左右的政治关系。由于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当其中某个重要因素的变化打破了既有均衡，使相对经济成本发生重大变化，而有关各方无法接受因此而可能导致的经济利益进而政治权力必须被重新分配时，就可能会酿成不诉诸武力就无法解决的危机。在重商主义时代，解决地缘政治危机主要依靠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论哪个国家或势力集团在危机中胜出，对峙的各方都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与财产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危机从来都是对参与国的公共资源动员能力或税收能力的严格考验。这样，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公共资源的问题就自然将各国政府引向了对本国的税源，即财富创造能力的关心。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在地缘政治危机中胜出也促使各国政府必须关心其对立国的财富创造能力。正是这样的动机刺激了本国生产情况测算、国际收入比较以及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出现。借用配第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界定，麦迪森认为这些通过数字及其所建立的经济逻辑关系去评价和论证政府事务的艺术可以被统称为政治算术学（political arithmetic），它就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用以观察整体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测算的前身。

　　开政治算术学先河的威廉·配第，是以《赋税论》（1662）为题，从比较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税收问题开始他的国民收入研究的。1665年，在《献给英明人士》中，他进一步改进了方法，更系统地从人口、收入、支出、土地存量、其他实物和人力资本的存量等方面对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了比较，其目的实际上是为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提供一个基于资源动员有效性评估财政政策执行情况的定量分析框架。英荷战争，包括牵扯其中的法国、西班牙等对荷兰的战争，本质上都是重商主义之战。直接起因是英国在1651年颁布了旨在保护其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航海法案》。英国在由此引起的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中险胜荷兰，然而却在随后因进一步强化其利益的《航海法案》修订所引起的两次英荷战争中都失败了。饶有意味的是，配第的研究工作几乎与英荷战争同步，而且在关注英国的同时，也转向了对法国和荷兰经济的比较工作，从两国的效率表现引申到制度问题。他的结论是法国的效率远不如荷兰。其后来得到亚当·斯密和道格拉斯·诺斯高度评价的《政治算术学》成稿于1676年，当时整个英国还处在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失败的沮丧气氛之中。

　　● “政治算术”与“生命算术”

　　“政治算术”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深刻意义应该始于“生命算术”。不难推理，原始的算术来自与人类生存需要进而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对食物的“计数”需要。它的产生是生命驱动的自然演化的结果，因为对有限且供给极不确定的食物的分配和管理从来都是生命攸关的。逐渐地，一些简单的，或许可以被称为“生命算术”的计算规则产生了。完全可以理解，对一个原始的利益共同体来说，这种“生命算术”必须是利益中性的，否则就会导致整个共同体的崩溃。这种利益中性条件和我们前面讨论的对作为公共产品的政府统计数据以及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治算术”的要求，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它源于生命内在动力的对剩余的不懈追求，不断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这也与由原始的“生命算术”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密不可分。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剩余，其结果是既刺激了市场交易的扩大，也鼓励了通过权力对剩余的争夺和各种方式的不平等占有。最终，还是“生命算术”式的理性，迫使重商主义“丛林法则”下的各方势力在自由贸易的原则下妥协了。

　　在重读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基础上，我曾试图提炼出这样的命题，即地缘政治危机促进了制度改进，进而推动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基础的收入与财富的增长（见《世界经济千年史》精校本导言）。在这篇随笔中，通过梳理先生关于宏观经济测算史发展脉络的讨论，我进一步延伸了上述假说，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命题，那就是，基于数量逻辑的“政治算术”，在解析生产、收入和支出的经济逻辑以服务于本国政治需要的同时，也支持了人类旨在克服地缘政治危机的、有利于收入与财富增长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建设。这样就可以把“政治算术”嵌入一个“地缘政治—制度建设—长期增长”的逻辑框架中，既作为其不可或缺的计量基础，又符合其源自生命的自然演化逻辑。

　　● 地缘政治与“政治算术”的未来

　　今天的人类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不断加速，同时地理障碍日趋消失，但地缘政治关系却日趋复杂的世界。科学和技术创新几乎每天都在各个领域推进着技术前沿，挑战着昨日的不可能性。这迫使投资者不断地改变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从而，不论是从深度和广度上，还是从方向上，都会导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会强化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必然会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加剧地缘政治博弈——君不见，政治可能“诱惑”或利用技术，技术亦可能“绑架”政治？从这个角度看，以麦迪森量化观察的人类千年经济增长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以来得益于“自由贸易”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为鉴，一个旨在改善地缘政治关系，维护和促进自由与公平交易及交流的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就显得愈发重要了。

　　“政治算术”的重要性不会消失。然而，作为公共产品的各国政府统计数据是否可以保证利益中性，取决于以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改革是否可以推进，这也是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的“政府GDP数据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

　　“政治算术”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经济理性力量所驱动的自然演化过程使然。这种理性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让不同族群、集团和国家不得不权衡成本与利益，放弃消耗生命与财富的厮杀，回到以规则和合约为基础的、竞争性的经济和政治交流上来，维护一个共同遵守、共同治理、共享和共赢的国际秩序。尽管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和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在造成新的利益冲突，甚至可能极端至核武大国之间的直接对峙，也很难想象这种理性的力量会消失。诚然，变化总是会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避免冲突，国家之间必须采取妥协的态度。妥协促进学习和交流，战争导致防备和封闭。而后者会进一步扩大那些引起利益变化的差距。

　　恰恰是退让、妥协、合约，以及尊重原则基础上的履约，而不是战争——不是利益问题上的动辄穷兵黩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样说，显然是与长期以来颇有影响力的所谓“战争创造历史”的主流观点相反的。应该进一步强调的是，妥协的精神就是市场的精神，或者说是满足各方利益的交换精神。妥协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最终，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才使知识和财富得以积累，才使创新有了可预期的商业基础。也正是因为妥协于各方利益的重要性，我们才需要严格的约束规则，才需要准确的计算。所以，“政治算术”，不管以什么形式，仍然还会存在。可以预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肯定会改善国民账户的算法，杜绝数据造假，但其政治性不会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