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强调，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是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重大任务。城市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不仅有助于夯实城市治理的根基，同时也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以共享为基础，通过资源整合优化社区治理结构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面对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可以通过人和物两个方面资源的共享与整合形成良性循环的治理结构。

　　一是通过组织化建设将分散的利益主体联合起来，实现人力资源整合。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可以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与多元协同的双重建设路径。在党建引领方面，既可以向下逐层细化党组织建设，调动社区党组织+居民小区党组织+楼栋党组织+党员家庭户等各层力量，也可以向上发展区域化党建和党建联盟，构建涵盖社区内各单位的社区治理体系。而且在党组织形式上，除了社区固定的党支部之外，还可以依据实际情况，在流入地党员相对集中的务工地、居住地等增设流动党支部。在多元协同方面，通过内培与外引相结合，吸纳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工作。既要加强以业缘、趣缘、地缘为纽带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特别是对服务型社会组织的扶持，又要结合社区发展实际与需求，加强对专业化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的社会组织的引入。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区治理也需要注重虚拟组织体系的构建，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搭建不同形式的虚拟主体参与网络平台，实现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的线上与线下全覆盖，如社区通App、社区公众号、趣缘社区微信群等。

　　二是通过公共空间生产将物理、社会和文化空间激活，实现物力资源整合。在社区公共物理空间方面，对于已有的物理空间进行盘活、升级和改造，对于社区需要新建的物理空间，需要着重考虑“平急两用”的功能需求。在社区公共社会空间方面，社会空间没有实体形态，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关系空间，通过采取居民小组、小区议事会、居民智囊团等多种议事协商形式，为相关主体提供不同观点的交流平台，在了解社情民意的同时也拉近了主体间的社交距离。在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方面，挖掘社区典型人物、文物，讲好自己的故事，通过多样化的社区文化活动，如关爱“一老一小”的照料与托管服务、防诈骗的公益讲座、消防演练进社区活动等等，在吸纳各主体参与进来的同时，也提升了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活力，增强了各主体对于社区治理的情感认同。

　　二、以共担为条件，通过共同体构建提升社区治理效率

　　社区治理是社区相关各方的共同责任，需要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和社区自治组织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是通过新的利益形式的驱动，提高社区相关主体的参与率。其具体体现在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上，包括积分兑换、时间银行、模范宣讲、最美家庭评选等多种手段和形式。如很多社区都开展了积分兑换活动，社区成员通过提供服务、上报火情风险信息等均可以获取积分。这些积分一方面可以用来兑换生活日用品或服务，另一方面，还可以将积分情况进行排名公示，对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进行精神鼓励，从而有利于激发主体参与热情，提高各主体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探索创新社区主体协同治理路径，提高其参与效率。依据不同主体的能力、特点来用其所长，可以结合有偿、低偿和无偿等多种服务形式。如将社区公共空间委托给专业社会力量运营，鼓励社区“能人”利用空闲时间提供专业服务，培育社区“种子”选手，成立社区志愿服务队，通过“党员带群众、干部带居民、邻居带邻居”的方式，让“种子”去影响、带动更多人。而且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依托的平台也不限于党员先锋站、临时党支部、志愿服务平台等，还可以打造多种创新性的合作载体，如“O2O（线上到线下）+社区”商业运营、社区基金会等等。

　　三是赋能社区主体自治能力，提高其自治效率。社区自治能力包括自我组织、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一方面各主体学会互相解决问题，依托交叉的事务解决需求形成一种新的利益共同体，共同解决那些涉及双方或者多方的公共事务。另一方面通过“创熟”消除不信任，积极促成空间上相近、道义上相助、情感上相融的新型邻里关系，推动建立“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享有”的社区共同体，实现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效率的最大化。

　　三、以共赢为目标，通过多方主体获益增强社区治理动力

　　为保证多方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需要积极探索创新社区治理新路径，形成多方主体可持续共赢的合力，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一是拓宽“开源”渠道。社区需要探索多种筹资—分配模式，如社区服务外包所得，可以70％用于专业机构自身的发展，25％用于枢纽型社会企业升级孵化平台，5％汇入社区基金。解决社区治理难以持续的问题，还可以探索“O2O+社区”商业运行模式，集成教育、医疗、金融等日常生活服务，构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增强自我造血功能。

　　二是探索创新节流模式。一方面可以吸引退休干部、党员、职业人才等参与社会组织管理，利用其专业能力、社会资源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也提高了其成就感、归属感、认同感等。对于流动性强的从业人员，如快递员、外卖员等，社区可设立服务驿站，通过为其无偿提供休息场所的合作形式，发展其成为“移动网格员”，他们化身社区的“移动探头”，可以利用工作之余“随手拍”，通过微信群、匿名“树洞”、电话反映等方式，及时将周边安全隐患及相关建议反映给社区，在社区安全监管方面，更好地发挥先锋哨兵作用，使其更深入地参与社区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引入专业的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的有偿合作为不同主体提供平台，在满足社区治理需求的同时，也有利于企业、社会组织品牌的树立与提升。

　　（作者分别为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8YJC63004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