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春节喜欢扭秧歌，南方人端午偏好赛龙舟，不过，扭秧歌和赛龙舟都不是今人首创，而是源于古人的祭祀活动。川人喜欢玩麻将，谓之“血战到底”，由四人对抗打到二人争霸，你死我活，据说，麻将也源于古人发明的“马吊”。而风靡世界的足球，则起源于中国古老的健身运动“蹴鞠”。可见，华夏先人不仅勤劳善良，而且聪明智慧，为世界创造了许多怡情益智的游戏。

　　结绳记事的上古时代，人们虽然不得不为辘辘饥肠起早贪黑地忙碌，但耕种狩猎之余，他们也会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玩出各种花样的游戏，击壤就是其中一种。壤用木制成，前宽后窄，其形如履，长一尺余，阔约三寸。玩法是置一壤于地，后退三四十步，以手中之壤击地上之壤，击中为胜。王充《论衡·艺增》记载过“尧民击壤”的故事，说尧帝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有位年逾五十的长者击壤于道中，一旁的观众由衷感叹道：“尧帝真是功德无量啊！”谁知，长者却不屑一顾地说：“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我自得其乐，与尧帝的德行何干？”真是快人快语。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崇尚精骑善射的武士精神，以角逐射术为特点的投壶，成了备受欢迎的游戏。投壶最初源于礼仪，郑玄所注《礼记正义》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当时，成人男子以善射为荣，诸侯聚会，往往邀请宾客射箭。后来，有的的确不会射箭，只好以箭投酒壶代替，因此，投壶慢慢发展成了宴饮游戏。投壶时，主宾对坐，以酒壶为器皿，人与壶相距数尺，以去掉箭头的箭投掷，中壶者得胜。左丘明《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昭公即位时，周王室及诸侯前来祝贺，晋昭公与齐景公比试投壶，二人在投壶过程中，唇枪舌剑，争做诸侯之首，结果不欢而散。所以，宫廷中的游戏，有时不仅仅是游戏，往往还是政治。

　　文人不喜欢角逐体力，他们好风雅，喜欢迂回曲折、曼妙婉转，于是有了诗情画意的修禊。修禊原为消灾祈福的仪式，农历三月初，人们成群结队到水边嬉戏，祈祷消灾弭祸。后来，修禊发展为文人雅集的经典范式，尤其深得魏晋文人喜好。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名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宴集于会稽郡兰亭，共修禊事。名士们列坐于蜿蜒曲折的水渠旁，用耳杯（古代酒杯，也称羽觞、羽杯，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盛酒放置于水渠之上，让它随流水飘浮，流到谁面前谁就得拿起酒杯啜饮，这便是修禊的戏中之戏，叫做“流觞曲水”。名士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衔觞赋诗，乐不知返。最后，大家把当场创作的三十七首诗歌编辑成《兰亭诗集》，风行一时。而王羲之为这次盛会创作和书写的《兰亭集序》，文采斐然，独步天下，成为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上的绝世瑰宝。

　　唐宋之际，最流行的娱乐活动，恐怕非蹴鞠莫属。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已用灌气的球，代替过去用毛发充塞的球。王建诗云：“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杜甫诗云：“十年蹴踘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这都反映出彼时蹴鞠受欢迎的程度，堪称全民娱乐。宋代高俅，曾因擅长蹴鞠而一步登天。王明清《挥麈录》说，高俅先是驸马都尉王诜的小吏，一次，王诜让高俅去端王府送东西，恰遇端王玩蹴鞠，端王邀高俅一起玩。高俅乃蹴鞠高手，伸腿便踢了个满堂喝彩，让端王刮目相看，随即把他留在了身边，视为心腹。后来，端王继位为帝，即宋徽宗，高俅因此扶摇直上，官至太尉。

　　明清两朝，斗鸡、斗蟋蟀之类的动物游戏，成了官民所爱。明代甚至还出现了一种专门举办斗鸡活动的民间组织——“斗鸡社”。张岱《陶庵梦忆》说：“天启壬戌间好斗鸡，设斗鸡社于龙山下。”明宣宗朱瞻基从小痴迷斗蟋蟀，即位之后把搜集蟋蟀当成政治任务下达，老百姓不堪重负，咒骂他为“蟋蟀天子”。清朝靠武力征服汉族，如何传承尚武精神，成了统治者处心积虑的要事。为此，康熙开辟了热河木兰围场，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前来围猎。康乾之间，朝廷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大型围猎活动，如同演武大会，阅兵大典，隆重而又热烈。只是，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终究挡不住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浸染，那些王公贵族最终还是丢弃了他们引以为傲的骑射之术，沉醉于琴棋书画和汉儒王道，围猎渐渐只留下形式，变成了娱乐。

　　当然，穿越千年的游戏远远不止上述零星几点，足够用汗牛充栋的文字去记述。同时，游戏虽然偶关政治和利益，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主打强身健体和娱乐休闲，在寂寞的历史长河中，给了人们健康的体魄和愉悦的心情，可谓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