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区常德道2号，一座欧式洋楼别墅格外引人注目，院落宽阔，环境幽雅，红砖清水墙的二层楼房，这就是张福运旧居。别墅正门门厅独具特色，铺有彩色大理石地面，两侧有穿衣镜和衣帽龛，门厅入口有两根水磨石饰面的圆柱，承托梳形拱券井字格式筒顶，线条流畅，做工精美。南立面两侧为明廊，中间是露台。明廊上是铁栏杆装饰的阳台，屋顶是由挑梁撑托的大挑檐筒瓦多坡顶，台基为水泥砂浆断块饰面。

　　据《天津通鉴》记载，1932年11月24日，张福运以谦静堂的名义从先农公司购得6.457亩空地，于1935年建成此楼。天津沦陷时曾被日本人住用。1946年，该房产的房主更名为张福运妻子李国秦。后来，张福运夫妇相继去往海外，将房屋赠予挚友林鸿赉作为临别纪念，但后者从未在此居住过。后经由普丰洋行出租。1952年交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房地产部门予以代管。现为一家法式西餐厅。

　　张福运是清末以来中国海关第一位华人关长，任内主持收回失去近百年之久的中国海关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1890年，张福运生于山东福山（今烟台），1910年考取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1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选修国际法。作为第一个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中国人，他一直期望有一天能用法律来恢复中国人对海关的控制权，重新实现关税自主。

　　1927年1月，张福运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他上任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在不影响中国海关正常运行的状态下，将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中国海关从一个独立王国转变为中国政府财政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在他看来，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大部分开支都依赖海关关税，海关的现有体系仍有价值，简单地把洋人从海关打发走不切实际，关键在于维护海关正常运行且关税自主控制的同时，去除原有关税制度体系设置的不合理和不平等之处。

　　海关总税务司需有合适的人选，必须拥有丰富的海关事务经验，理解中国人重获海关控制权的渴望，不被外国影响摆布，能与关务署通力合作，坚决执行中国政府的命令。鉴于梅乐和的海关工作经验，他成为合适人选并胜出。在梅乐和协助下，张福运组建了五人的“海关改革委员会”，致力于评价海关的工作成效，研究讨论海关改革建议和方案。不久，委员会拿出了改进海关管理的十二条方案并得到批准。其中有三项被视为基本准则，即停止聘用外国人为海关职员，只有在找不到合格的中国人的情况下，总税务司方可呈请关务署批准聘用外国专家；所有的高层岗位都必须对中国人敞开大门；中外职员同工同酬。这十二条方案被视为近代中国海关自主主张的“大宪章”，由此奠定了收回海关行政管理权的法律基础。

　　由于不再雇用洋人，海关洋人职员的数量不断减少。1927年，海关洋人职员数量大约占总职员数量的14%；到1948年，洋人职员数量只占2%。关务署特地在上海筹建了一所学校，用于培养外班人员和为缉私队培养内班人员。在张福运的建议下，总税务司设立了旅行奖学金，每年选拔和派遣优秀的中国职员到海外，学习研究英、美等国家的海关制度系统，为后来海关洋人职员替换作了准备。此外，张福运还废除了总税务司对海关关余的绝对处置权。关务署要求每位关长都要递交年度预算报告。关税收入不再存入汇丰银行，而是存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由此，海关一切事务不再依赖于总税务司，也不再是独立王国，被纳入了国民政府财政管理体系。

　　在成功对海关实施国有化后不久，张福运又把精力集中在了关税自主的谈判议程上。首要问题是海关税则及进口关税制度制定。在他的领导和运作下，关务署成功地调整了关税税率。1928年7月，中国政府与美国首先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首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中国关税自主。随后陆续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等国家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1930年5月，张福运终于协助完成与日本的谈判，签订了《中日关税协定》。基于北京关税会议上提出来的七级关税制度，新税则规定了不超过12.5%的新关税税率，所有关税均由海关征收。到1933年，中国丧失近百年之久的关税自主权终于全部收回。

　　历经岁月风雨，常德道上的这座欧式洋楼别墅依然矗立在民园旁边，记录着近代中国杰出人士与西方列强抗争自救的历史过往，诉说着张福运为重拾中国海关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付出的艰辛努力。

　　●《小楼春秋》解说词：

　　小楼客厅墙身由四组成双的附墙西洋古典柱式组成，双梁双柱，周边镶嵌花饰，走廊附墙壁柱为塔司干式柱，墙面上手绘的精美壁画，铜制的老衣架……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讲述着时光流逝里这座小楼从建筑到美食的诱人故事，古典的建筑和精致的菜单，美味的法式餐点，窗外漂亮雄伟的民园广场，这一切都让人流连忘返。（节选，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