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喜欢胸针，娘家人妈妈和姐姐都喜欢。2022年小雪当日，我受邀出席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世纪胸针艺术特展”开幕式。整个观展过程等于补上了一堂胸针历史课。原来这世间万物，花鸟鱼虫，凡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好事物，均可成为胸针设计师的灵感源泉。沉浸于此，徜徉其长河里，不禁勾起了我记忆的涟漪。
关于20世纪初的胸针介绍，我自然会联想到小时家里有好多美国影星的照片，那是妈妈在天津中西女校读书时保存的。她曾偷偷给奥斯卡影后瑙玛·希拉写过信，赞美她从来不演侮辱华人和低俗的影片，希望她出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瑙玛·希拉回复了妈妈的信，并寄给妈妈她的六寸签名照片，而她后来果真主演了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
脑海里还常浮现一张1937年妈妈18岁时的毕业照，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描写道：“她和同班女生一样穿着自己设计的淡绿色长款旗袍，细长白净的胳膊，双手捧着系玫瑰红缎带的毕业文凭，镂花别针，满月般的浅笑，如同电影明星。两只插满白的粉的鲜花篮摆在她跟前，那高高的提把上缠着绿色的松枝。爸爸在德国时放大过这张照片，那时已有将黑白照加工成彩色的技术。”
就在那一年，七七事变发生，南开大学被炸。那一代无忧无虑少女的翡翠年华被击碎了！
记忆中见到真的胸针，是1956年妈妈出席莱比锡大学晚宴时佩戴的那一枚。那一天，妈妈身着织锦缎旗袍配上胸针。带我和弟弟送爸妈到门边的德国女工连声称赞妈妈美，那种夸张滑稽的表情我至今还记得。
次年我们全家回国，12岁的我提一只随身带的小红箱，里面装着一盒洋娃娃、一摞画片和几枚属于自己的胸针——鹦鹉胸针和颜色桶胸针（过了那么多年，它们居然都还保存完好）。自从我学画定居北京后，每逢回南京的家，妈妈常以“这个你还记得吧”为借口，让我带走几件原本属于她的纪念品，其中一枚典雅的胸针，是一块银灰色透明的晶体镶着一只美丽的“蜘蛛”。有一年我在南京到初中的母校汇文中学演讲，去前还是妈妈亲自帮我挑选与衬衣色彩协调的胸针。妈妈年轻时有过不少名贵首饰，可惜因各种原因都遗失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也像中了邪似的，对这些原本点缀生活之美的饰品极端排斥。可我居然把家庭老相册带去了干校，工歇时拿出来偷偷看两眼，老照片上爸妈结婚纪念日的全家福，妈妈的旗袍上总是别着胸针的。那个穿着妈妈旗袍改的裙子，打扮得洋气的小女孩，还是眼下穿补丁衣服的自己吗？
总算盼来了可以满世界跑的时代，只要好看又艺术又不贵的胸针，我就会买下来带回家。在马德里我给妈妈和姐姐挑了扇形的华贵胸针，价格不菲，我没舍得给自己买一枚。
我收藏的许多胸针来自女友们的赠送。老作家梅娘（我称呼她孙阿姨）生前送过我一朵草绿色小花的胸针，是她在美国阿拉斯加买的。钢琴家郭珊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送我一枚垂着彩色长尾的小鸟胸针，笑嘻嘻的还加了一句：“这个只配你戴！”近年我的助理小友华丽送的几枚也都很漂亮，我非常可心。加入草婴读书会后，我的胸针赠品增添了经典文学电影和绘画的内容，有一枚是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书友购于上海建设书局。
女人爱美是掩饰不住的。看过电影《女英烈传》，那个被捕的女谍报员被酷刑折磨得形容枯槁，临刑前刮墙上的白粉抹脸，以保持尊严。郁风阿姨在回忆文章里写过，在狱中她用肥皂盒养花草。安妮·弗兰克和姐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奄奄一息，小姑娘们一定也有胸针，当然早被党卫军给搜刮走了。就像我参观纳粹集中营时见过的触目惊心的一幕：头发堆，鞋子堆，首饰更是被掠夺无数的物品。
前些年去俄罗斯，我在阿尔巴特大街买了套娃胸针，在伏尔加河畔的小商店买了一枚镶红琥珀的胸针，可惜回国后不慎丢了琥珀，只剩下空心金属花瓣。不禁唏嘘，假如有机会重返那里，我希望能再度邂逅优雅的艺术品。
胸针带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了。即使哪天没戴上它出门，我也会拣一片树叶当作天然的胸针别在衣襟上。
2023年1月27日，亲爱的妈妈病逝于南京。接到通知我赶到医院重症病房给她穿衣服，才发现她的胸针没从家里带出来。情急中我不带犹豫赶紧摘下自己的胸针：层层金灿灿的叶片中央镶着一颗湛蓝色的珠子，再恰如其分不过地别在妈妈那件深蓝缎子棉袄前襟上了。
3月26日，遵照妈妈生前遗愿，我们一行亲友赴天津海河撒骨灰。在弟弟租来的船上，我第一次见到盛满在紫红木盒里的妈妈的骨灰。突然，我发现一个小小的金属残片掺和其中，显然已被烈火锻造成黑黢黢的一小块异物。“是我的胸针！”我叫起来，弟弟默认了。“那给我留下吧。”我说。“那你拿去好了。”他说。
还清楚地记得，1994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办画展，一天夜里去逛女人街，在一个摊位上被两枚胸针吸引，其中就有让妈妈带走的这枚。几天后我满载而归，不回北京，先飞南京，妈妈由弟妹陪着亲自去机场接我。那年她才75岁，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四岁。妈妈娇小灵巧的身影、骄傲又期盼的目光，永远留在我心里。
2024年1月31日修改补写
（作者系翻译家赵瑞蕻杨苡夫妇次女；题图胸针为作者私人珍藏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