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宣部授予李桓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褒奖她是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优秀代表，践行科学家精神的杰出典范，爱国归侨的学习榜样。2022年11月25日，李桓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青年作家李琭璐1987年生于北京，有多篇报告文学作品收入中国作家协会等编写的年度报告文学选集。经过两年多的采访调研，她创作了纪实文学《苍生大医》，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厚重的文字生动还原了李桓英同志漂泊成长、归国献礼、抗击病魔、以身许国的百年传奇，深情回顾了她作为“战麻斗士”为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深刻展现了她无私无畏的精神品格、心有大我的医者形象和跨越时代的爱国情怀。

　　一位充满激情的科学家形象

　　逐渐立体、丰满了起来

　　麻风病与梅毒、结核并称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仍有52万同胞遭受麻风病的折磨。1958年，37岁的李桓英放弃国外优渥的物质生活，只身返回祖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她和同事们奔波在祖国的偏远山区，救治一个个麻风病患者。目前，麻风病在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已被基本消灭，成为可控、可治的普通疾病，这一辉煌成绩离不开以李桓英为代表的几代麻风病防治工作者的共同奋斗。

　　防治麻风病是李桓英教授一生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事业，北京友谊医院是她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即便外行如我，也多次看到过关于她的故事。但是，当我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韩敬群老师面前立下“军令状”后，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究竟接下了一项多么难以完成的任务。

　　我和李桓英教授既是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又有着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年龄差。我对麻风病既有所耳闻，又感到它离我的生活是那么遥远。更不巧的是，采访时段与新冠疫情高度重合，如何推进采访，怎样开启写作，每一关都是考验。加上李桓英教授年事已高，不太可能直接回忆自己的人生往事，采访只能从与她认识的人入手。

　　我和北京友谊医院负责宣传的王珺等人数次沟通，仔细敲定采访对象，同李桓英教授的助手袁联潮老师共同找寻那些和她有过交集的人，勾勒出李教授的前尘往事。在北京友谊医院麻风室同事们的眼中，李桓英教授是一位既慈祥又严厉的大家长。她关注每位同事的成长，有时近乎严苛；她也关心每位同事成长中的烦恼，有时化身慈母。她既是俯身基层的普通医生，又是实验室中埋头苦干的科研工作者；既是桃李芬芳的教师，又是联系多方的社会活动家；既是排除万难的归国华侨，又是家在山西的老北京。

　　我先后采访了云南省疾控中心的杨军、四川省皮研所的胡鹭芳和宁湧、贵州省毕节市撒拉溪医院的刘放鸣、山东省潍坊市皮防所的郑大有等数十人。在云南、山东、贵州、四川等地麻风病防治战线同志南腔北调的讲述中，一位充满激情、情感丰富的科学家形象逐渐在我的脑海中立体、丰满了起来。

　　访谈的范围逐渐扩大，包括李桓英留学时所在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上世纪50年代李桓英住集体宿舍时的邻居，她在中央皮研所工作时的同事，她的亲属，甚至她在云南做现场防治时的司机尹师傅，她常去的烧饼摊的摊主，买水果的小店的店主，我们都没有错过。

　　大家依然记得——那个把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说话大嗓门、徒步走上一天也不喊累的人；那个因为有人漏记了病人的一项数据而急得跳脚的人；那个为了排查一个疑似麻风病患者而不惜夜里几次驱车家访的人；那个为了提高基层麻风病防治人员待遇而奔走呼号的人；那个因为有的地方对麻风病防治不重视而当面和领导拍桌子的人……一些和李教授有过交集的老同志已经谢世，但他们的后代中有不少人依然从事着防治麻风病的事业，这不能说没有受到李教授的影响。

　　开展麻风病防治

　　不只医病，还医人心

　　在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时，李桓英教授不只是医病，还医治社会的误解，医人的心。她改变了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对这个病的偏见，也改变了麻风病患者自我隔离、逃避社会的心魔。

　　我看到了李桓英教授跟踪记录麻风病患者服药的工作手册。密密麻麻的一行行文字背后，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她刚到曾被打上“麻风村”标签的云南省勐腊县曼南醒村时，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治疗药物，加上社会对麻风病患者恐惧、歧视，麻风病患者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做到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患者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扔进水塘。李教授十分着急，挨家挨户做工作，每天把药送到患者手上，亲眼看着他们服下。她和团队成员把这里47名患者每人每天每次的用药情况都记录下来，连续27个月，她拍着胸脯保证：“我们每年都来，治不好就再找新药！”

　　麻风病的传染点究竟在哪儿？有好多合并症，周围也找不到密切接触者，所以怀疑土壤、环境有问题。李桓英教授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到七八十岁的时候，还在跟随医学前进的脚步，从细胞层面进入到分子生物学，发现了易感的基因，推动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站在最前面的一位新党员就是当时95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她说：“我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我为人民服务快60年了，按照党员的标准，我觉得自己可能合格了。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病防治事业奋斗终身。”

　　护佑天下苍生

　　诠释赤子大爱

　　以李桓英教授名字命名的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至今已资助北京市15批260余名中青年医学骨干前往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学习深造，培养了一大批爱党爱国，扎根中国大地，厚植人文情怀，具备国际视野的优秀医学人才。2018年，李桓英医学基金会组建医疗队，来到曼南醒村。村民们与医疗队员热情地打招呼、话家常、聊近况。在得知医疗队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究麻风病患者自滴血疗法加速麻风溃疡愈合的效果时，村民们十分配合，十几名皮肤仍有麻风溃疡的康复者争着伸出手臂：“来，抽我的血吧，我们能做的，一定做。”工作完成后，村里一些老人还关切地询问起李妈妈的情况。“李妈妈”，是村民们对李桓英教授的称呼，他们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李教授时的情形：“那个北京来的医生不戴手套，不穿隔离衣，不光和我们握手，还跟我们在一口锅里吃饭呢。”李桓英教授说：“我就不怕，医生不能怕，我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两年的时间，一些平日里联系不多的人，因为这本关于李桓英的书聚到一起。通过他们的叙述，我看到了一幅幅画面——李教授初到曼南醒村时，不做任何防护，帮患者脱掉鞋，俯下身，捧起他们的脚，认真检查；李教授与父母在香港留下最后一张合影，时光流转，下一张照片里，她神情哀伤地坐在父母墓碑前，旁边是一束怒放的鲜花。

　　姜春燕、田丽两位医务工作者，既接受过李桓英医学基金会资助出国深造，又是李教授住院时的主管医务人员。田丽护士长告诉我，她和李教授的初次相识就在医院的一条小路上。几年后，李教授年龄大了，常常住院，出病房的机会越来越少。每次经过那条路，田丽总会下意识地看看，仿佛李教授会在拐角处出现。

　　和李教授的同事陈小华老师对话时，我们谈到了李教授的年龄，陈老师突然就落泪了。她的眼泪让我错愕。原来，她是心疼李教授在慢慢衰老。这让我感到，年轻人与李教授之间如同子女和父母一般，对于她的百岁高龄，年轻人有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复杂情愫。

　　2022年盛夏，我来到病房探望李桓英教授。她很开心，把我拉到身边。我请她写下几句最想对读者说的话，她欣然题写：“我是中国人，我的归属就是我的国家。我必须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祖国。”这句话被我们用在了《苍生大医》这本书插图的第一页。

　　李桓英教授踏过一路荆棘，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举起火炬，她的精神依然在发光发热，她的故事继续温暖、抚慰、鼓舞着我们。一生追“风”，真心护佑天下苍生；晚年入党，实干诠释赤子大爱。在寒冷的冬天，每次想起她时，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春天般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