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大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和习惯。海明威是站着写作的，而且据说是单腿站立，他认为这样能写得快而简洁；席勒必须在有烂苹果味道的地方才能写作，有时喜欢把双脚泡在冷水里；大仲马必须在蓝色的纸上才能写出来文字；马克·吐温喜欢坐船到海上写作；杜鲁门·卡波特喜欢倚着门写，也喜欢躺着写；有的作家要泡在浴缸里才能写……写作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真是千奇百怪。

　　和别人不一样的写作习惯，可能每个普通写作者都有，我也有。我记得那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才在路上写作，我只能在路上写，在其他的地方写不了。写作是相对静态的事，应该是在书桌上完成，但那段时间里安静的书房却偏偏安放不了我的写作。就像失眠的人上床就睡意全无，倚着墙站着反而能睡上一会儿，我必须在路上才能写作。

　　作为律师，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还是用于法律工作。不管在办公室还是在书房，哪怕是休息日，我只要打开电脑写小说，就会焦虑不安，觉得自己不务正业。我白天要办理案件和学习更新法律知识，出席各种会议，晚上要加班，还要参加很多应酬，哪怕有时间，我可以在一个地方枯坐冥想，但也写不了。而开始尝试在路上用零星时间写作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写了。

　　在奔忙中我的思绪不停，在等车的间隙，在嘈杂的人群里，在飞驰的高铁上，只要是在路上，我可以埋头写得很快，哪怕有时不是使用电脑而是使用手机来写，我也很是适应，甚至一度更喜欢用手机写作。我需要行进的状态，需要紧张的感觉，需要正业之外“偷来”的闲空，才可以写下去，我不仅不再焦虑，而且能获得写作的喜悦感。

　　路上写作也很痛苦，比如在飞机的经济舱，我正在很投入地敲字，空姐过来让我收起小桌板，就算空姐声音轻柔，但也很影响文思。这还不算，有时前排的人忽然后仰，电脑直接挤到我的胸口，太逼仄的空间还是让人感到压抑。在京津高铁上，时长很短，电脑开开关关，收起来又拿出来让人烦恼，也让人觉得是种挑战。坐地铁的时候人声嘈杂，电脑拿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一度不用电脑写，而是用手机小声进行语音输入，旁边有人看我也不在乎。现在的技术很成熟，语音输入转换正确率非常高，但旁边有人投来异样眼光不是最大问题，从写文章到“说”文章的变化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锻炼。从用笔在纸上写到电脑敲字，终归还是写，而从写到说，是个比较颠覆的过程。很多人认为，“说”文章只是浅层次的思考，而不能像写出来的文字那么深刻。这样看还是片面了，工具和方式不应该阻碍和影响人的思想和创造，就像下棋里的盲棋，有没有棋子和棋盘，这都不重要，象棋的路数还是在人的内心。相比较而言，在蓝色的纸上写或者在浴缸里写，这还是情趣上的助力和习惯的养成，不是从写到说再到意念的根本性写作方式的改变。

　　在书房里，我还是用电脑敲字，否则在安静的屋子里自言自语，连自己都烦，除非是躺着、闭着眼睛说……那样确实能节省体力，又能因为改变了写作的情调而产生自己意想不到的文字。

　　几年过来，我还在路上写作，但可以做到不在路上也能写了。在办公室和书房写作的安静时光，还是更好一些。我又老去了几岁，节奏也慢下来了。但在路上写作，也确实有“行走文学”的意思，就像新闻记者的现场感，作家也是可以有的，我的很多文章不仅是在路上写的，也是因为在路上的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