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个春秋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弟子后学眼前，他的学术创见和文化思想依旧是学界讨论的焦点话题，他的毕生藏书现存南开大学哲学院的书库中供师生借阅。2023年4月，在多方的努力下，七卷本的《方克立论著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余生也晚，第一次见到方先生是在2001年南开大学春季博士答辩会上，其时我还是一名大一本科生。当时先生专程从北京赶来，精神矍铄，讲话声调不高，但特别有深度。我真正和先生有接触是在读博期间。2007年，我参与了南开大学主办的“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学术研讨会的会务工作，会后根据录音整理了方先生的发言稿《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留校工作之后，我与先生多有邮件往来，后来还经常去北京先生家拜访。2019年在南开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协助先生编著了他生前最后一本文集《新世纪的文化思考》。先生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指导博士生一直到2011年，此后依然非常关心南开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去世之前还专门给我布置了藏书捐赠事宜。

　　我不是方先生的亲炙弟子，对先生的家学仅有耳闻，后来获赠先生兄妹合编的《高风楚天阔》一书，才对其父母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方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历史学家方壮猷先生（1902—1970）。老方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后赴日本、法国深造；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南图书馆馆长、湖北省文化局局长、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研究民族史和宋辽金元史，著有《中国史学概要》《中国社会史》《宋元经济史稿》等著作，20世纪60年代参与考古发掘江陵望山沙冢楚墓，考证了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的铭文。

　　方克立先生是方壮猷先生的第三子，1938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十四都青山桥乡思古堂。他在武汉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尽管家学条件优越，但父亲却并不希望其子继父业，而是鼓励他从事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科学。真正让方先生与哲学结缘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1956年高中毕业时，他本来准备报考理工科大学，但有一天班主任告诉他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招生，学校已决定推荐他报考哲学专业。于是他便赶紧复习了几天就上了考场，结果在统考前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被告知不得再参加统考，他便在此机缘之下开始了以哲学为业的学术生涯。先生晚年自述，由于父亲过早辞世，他直接继承的学术资源并不多，主要是无形中受到父亲治学态度和方法的影响：一是重视史料，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二是重视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

　　方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专业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入学后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阅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打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扎实的理论功底。1959至1960学年，他因病休学在家，读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学著作，受到很大启发。接着他又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初读了一遍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哲学之内涵丰富、博大精美。此后，方先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逐渐转到中国哲学史方面，而且终生都受到郭沫若、侯外庐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影响。

　　1962年10月，方先生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主要任务就是给石峻先生做助教。1963至1964学年，石公给该校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开中国哲学通史课，方先生等人在课后给学生做辅导，同时随堂听课，跟石公又系统学了一遍中国哲学史，弥补了大学期间的遗憾。方先生认真汲取前辈大家的学术养分，进一步增强了古典文献阅读能力和哲学理论分析能力，为日后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方先生于1973年1月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任助教，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来。方先生在开展中国哲学通史教学工作的同时，也承担了教研室分配的科研选题“《实践论》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学说”，他的研究成果后来经反复修改，形成《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当此时，中国哲学史学界出现了一股“范畴研究”的热潮，方先生的这本书因此也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有“报春花”之誉。基于出色的学术研究成果，他成为学术界颇有名气的中青年专家，职称晋升也很顺利，1979年晋升为讲师，两年后晋升为副教授，三年后被教育部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当年全国哲学界只有5人）。1986年，48岁的方先生当选为第三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1986年3月，方先生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七五”科研规划咨询会上，作了题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已经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背景、概念界定、代表人物和思想主张有了清晰的梳理，并明确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同年11月，方先生和中山大学李锦全先生共同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被确立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后来又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他们领导一个由二十余名中青年学者组成的课题组，进行了颇为活跃而又十分扎实的研究工作，在10年间完成的系列研究成果包括《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共计三十余册。

　　在国家课题的带动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整个90年代，“现代新儒学”一直居于学术研究的“显学”位置，在这一研究中，许多中青年学者也脱颖而出。可以说，方先生所开启的这项研究开拓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培养了一批学术新人。作为这项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方先生对于现代新儒学的概念界定、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得失评价、研究方法和目标等重要理论课题，作出了许多至今仍具有典范意义的论述。同时，他还注重总结反思这项研究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及时予以立场鲜明的回应，力图使这一研究沿着正确方向深入下去。

　　1994年2月，方先生赴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同时依然受聘为南开大学哲学系兼职博士生导师，继续招收、指导博士研究生直到2011年。在处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方先生依然保持着思想家的敏锐和学者的勤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将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

　　方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哲学史学界得到公认，1999年他被推选为第五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2004年被推选为第六届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其后受聘为第七届、第八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总体而言，方克立先生的思想创获与学术贡献，对近40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他与前辈学者一起率先倡导中国哲学范畴和范畴史研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教材编写。他开创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领域，作为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的主持人，把握引导课题组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界定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三大思潮”既对立又互动的格局，这一研究框架得到海内外学界公认。他较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中国哲学文化优良传统之间的“两个相结合”，总结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成就，并自觉承续这一学术传统予以创造性的推进。他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展开前瞻性思考，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此外，他还关注、支持和倡导湘学研究、中医哲学研究、船山哲学研究、张申府张岱年思想研究、冯契思想研究等多个学术领域，多有前瞻性、指导性的研究成果问世。

　　方先生曾将自己一生治学做人的特点概括为“平实”二字，这也是其性格和文风的真实写照。这种“平实”精神就是先生留给后学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人小传】

　　方克立（1938—2020），著名哲学家、哲学教育家。南开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开创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天津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召集人。生前出版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新世纪的文化思考》等专著，主编有“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等丛书，《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等工具书，以及《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等多部国家级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