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收到王道生老师八卷本《王道生文集》的赠书，我是把这沉甸甸的文学作品集当作教科书来读的，因为作者是我四十年前在《天津日报》实习时拜识的老师。那时我还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大三的学生，道生老师是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园丁》，并正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创作长篇小说《魂曲》的知名作家。年轻时做着“作家梦”的我心里偷着乐。记得那时，完成采访写作任务，吃过晚饭，我常常去他的办公室，坐在他的对面，向他讨教有关记者、编辑、作家类的各种问题。有时他赶稿子，有时他急于处理副刊版面的问题，我就在他身边静静地等，感受一个记者、编辑、作家“三位一体”的人是如何工作的。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三十多年后，我收到了老师的赠书，我回敬了一首小诗《道生老师赠书》：“三十年前师亦兄，常伴夜深谈兴浓。鸿文八卷今相赠，我辈枉叹躞蹀功。”我在诗后标注：三十年前在《天津日报》实习，道生老师待我如兄长。今有文集八卷赠我，学生一路小跑也赶不上了。

　　三年疫情阻隔了我们见面，2022年年底刚一放开，我就急急忙忙去天津看他。师生相聚，百感交集。八十三岁的道生老师经历了一次大手术，又刚刚安装了心脏起搏器，“阳康”后恢复得也不太好。那次，我有意避开创作的事，没有问他《我的遇见》（王道生文集第九、十卷）进展如何，怕引起他的焦虑。不想，就在去年深秋，我在北京接到了他的新书：一百万字的两卷本《我的遇见》。在一则捐书视频中，我看到道生老师动情地说：“2019年，我做了恶性肿瘤切除手术，医生说文献记载还有五年时间，我就抓紧写作，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交给读者，如释重负。这也算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对社会的一点贡献吧。”

　　顷读，爱不释手。为什么？石坚同志在评论文章中一语中的。他说：“这套文集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独树一帜地编入了不少作品的写作背景、写作经过、发表后引起的波澜及相关资料，这为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些作品提供了依据。”在我看来，洋洋百万文，是一位记者、编辑、作家的心血之作。道生老师是用生命来写作，用真诚来倾诉，用坚强来支撑，用正道来善终。作家出版社功德无量，这是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文学爱好者，尤其是为报刊媒体担负领导责任的主编们出版的一部鲜活的教科书啊！

　　和我一样，“翻开书卷，沉浸于那些朴实、厚重，极具亲和力的文字，时而激动，时而落泪”的读者，还有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当年一同在《天津日报》实习的傅绍万。绍万大学毕业后从记者做起，一直做到山东《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是中国记协表彰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他禁不住也拿起笔，写下一篇长篇评论文章，表达对道生老师的钦敬之情，也勾起我许多暖暖的记忆。

　　《我的遇见》写了作者自己遇见的编辑：未出版的《在高中的日子里》的编辑、成名作长篇小说《园丁》的编辑、突破自我的长篇小说《魂曲》的编辑，他们共同谱写着最珍贵的编辑魂。其中，最让人动情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王维玲、李裕康和责编邝夏渝。十年“内乱”结束，知识分子有太多的话要说，王道生也要把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写出来。《园丁》是他血的凝成、泪的化合、生活的记录，是为知识分子正名、立传的小说。他写了八万字，油印成小册子，在朋友中传看。《天津日报》文艺部看中了它，压缩成一万字发表。中国青年出版社看到了它，派出编辑与他见面，为他请了创作假，指导他写成长篇作品。小说初稿写成，又安排他来京住到出版社，静心修改。八万字的油印册子，终以二十多万字的作品问世。领取样书那天，他来到编辑部，带去了“五一”供给的四盒恒大牌香烟，主任和编辑们分享了他的喜烟，其乐融融。他回到天津后没几天，收到了一张汇款单，汇款人是李裕康，汇款金额是一元三角二分，附言条上写着：“道生同志：那天忘记了给你烟钱，现寄上，谢谢！”《园丁》成书和这张便条，折射出那个时代、那一代编辑人的风貌。他们不鄙幼苗的稚弱，培育它长成大树；不吝心血、汗水，滋养好书面世；他们还绽放心中的光明，照亮作者的灵魂，成书也成人。这件事，我和绍万在实习时听道生老师讲过，还亲眼看到那张汇款单上的“附言”。

　　《我的遇见》里的更多篇章是我没有听过的，尤其是在歪风邪气袭来，乌云滚滚，重负压在他一人肩上时，道生老师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毫不退缩、勇毅扛起责任的重担，他的坚强，他的执守，他的睿智，他的凛然，使我不禁呼喊一声：“道生老师啊……”然后，掩卷难抑泪水。

　　让我们看看《红头文件状告“鬼难拿”》和《〈命运〉的命运》这两篇文章：

　　1995年2月的一天，刚上班的他被报社领导叫到办公室。领导递过来一份红头文件，他接过来一看是某区委宣传部1995年“1号文件”，标题是《关于〈天津日报〉发表报告文学〈鬼难拿〉内容失实的情况报告》。问题严重了，《鬼难拿》是王道生和某区报记者合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文件”控告《鬼难拿》“不顾客观事实，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党的基层组织和地区领导机关，这是极其恶毒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一点已经引起某区了解情况的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有的干部气愤地说，这篇文章鼓吹自由化，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区委的红头文件足以给《鬼难拿》定性了：反党文章。

　　《鬼难拿》发表于1994年9月14日，见报后，某区委宣传部部长就专程赶到市里，向《天津日报》总编室反映三条意见。第一，报道失实；第二，没有到区委、区政府有关部门采访；第三，没有经过区相关负责人审稿。9月19日，总编室委派王道生到区委找负责同志交换意见。见到的这位部长并不陌生，原来是某区五中的学生，而王道生曾经是这所中学的老师。“文革”中，这个红卫兵头头，为了表现同王道生划清界限，实行残酷的武斗，老师被挂上“黑帮分子”的牌子，隔离审查。那时候，师生二人的关系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这次相见，当然不再是那种关系，一边是市委机关报的记者，一边是起草“红头文件”问罪的区委宣传部的部长。

　　“你是代表自己来的，还是代表天津日报社来的？”

　　“我是代表天津日报社来的。总编室委派我就你提出的三个问题，同你们区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

　　“《鬼难拿》发表前经过编委会讨论没有？主管报告文学的编委是谁？你解释一下，你写‘鬼难拿’，谁是鬼？区委是鬼吗？”那架势和语气还是像在审讯。

　　王道生郑重地告诉他：“你是区委宣传部部长，不是市委宣传部部长，所以你没有资格审问市委机关报派来的代表。你要和我谈，请先摆对位置，端正态度。”

　　“你在《天津日报》发表反党文章，我们就有权力质问你！”他拍了桌子，“如果我们查出马秀歧（《鬼难拿》的主人公）有问题怎么办？”

　　王道生凛然道：“《天津日报》发表反党文章你这定性算数吗？你现在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该懂组织原则！”

　　对方哑然。第一个回合，结局就是这样。

　　近半年过去了，第二个回合来了：他们炮制了这份《中共天津市某区委宣传部1995年1号文件》。文件的最后提出三条：1.请市委宣传部尽快核对该文失实错误之处，对该文做出明确评价。2.在市委宣传部对该文做出明确评价后，应在我区一定范围内通过适当方式说明真实情况，以正视听。3.天津日报社对此事应予以严肃处理，并给我们明确答复，以消除不良影响。

　　看来，他们一定要把《鬼难拿》打成“反党文章”，用红头文件给市里施压，逼迫市委宣传部表态。市委宣传部当然要表态，但那是在记者到某区进一步核实取证，写出《记者对某区委宣传部（95）1号文件的调查报告》后慎重做出的。市委宣传部的表态明确：报告文学《鬼难拿》是呼唤改革的，导向是正确的；报告文学所写内容都举出了确切证据。

　　于是，第二个回合暂且“偃旗息鼓”。

　　没想到，还有第三个回合。

　　大型系列电视报告文学《人间正道》，拍到《命运——根据报告文学〈鬼难拿〉改编》一集时出了问题。拍摄现场的刘书记打来电话说：“某区委宣传部通知我们，不准接待《人间正道》摄制组的采访，你们来了恐怕会遇阻。”

　　王道生在电话里对刘书记说：“请你告诉他们，《人间正道》摄制组将准时到达会场进行拍摄，任何人不得阻拦干扰，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邪不压正！摄制组据理力争，顺利完成了拍摄计划。

　　当然还有第四个回合。不过这最后一个“回合”，更复杂，也更精彩，我不在这里“剧透”了。结局是，《命运》终于播出，反响热烈。王道生当年被评为天津市十佳编辑、次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国。读者朋友不妨去阅读道生老师的新书《我的遇见》，在两卷本100万字的文集中，《英雄的乐章这样奏响》《“我是〈天津日报〉记者”》《“冤家”有了冤情》《长城悲歌》《〈功与罪〉发表的前前后后》《韶山情思》《难忘今宵》《部长让我出山》等，还有在他退休之年，只身一人冒着风险披露真相，从而纠正了一起严重的冤假错案——震惊全国的《黄山事变》，可谓篇篇精彩，动人心扉。

　　不由得想起2018年中秋节前夕，我们人大新闻系七八级同学在天津蓟州群山环抱的九山顶聚会，特意邀请了王道生老师参加。当时道生师已经七十八岁，他自驾车一个半小时赶过来，参加过白天和晚间的活动后，又约我和绍万去他房间长谈，至凌晨不见倦色。次日早饭后，我很想去我们当年采写过的下营村看看，道生师欣然当起司机，带我俩重访故地。走进那片生机盎然的青年林，我们想起写进长篇通讯中的那句格言：昨天的梦想，可以成为今天的希望，也可以成为明天的现实。“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种青春的朝气，不正在道生老师身上洋溢、迸发？岁月迢递，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义肩担重负，执笔写人生。

　　人生，可以如此壮丽。

　　（作者为《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原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