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时期一位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好官员，可谓是古代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连其政敌司马光也由衷地称赞王安石道：“其人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污点。”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赞叹：“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南宋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赞颂曰：“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不求做官 但求做事

　　王安石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1021年12月18日），《宋史》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少年时的王安石跟随做官的父亲辗转各地，耳闻目睹民间疾苦。其父王益为官清廉、为人正直、善施德政，影响了王安石一生，他从幼年便立下“矫世变俗”的宏图大志。

　　《宋史》记载：“其（王安石）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王安石因此深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极言王安石日后的成就将无人可以比肩。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第四名的成绩进士及第，签书淮南判官。按照宋朝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后，即可担任集贤院、昭文馆、史馆等一类馆职，经此途可以迅速升迁，日后极有可能位列宰辅，因此被视为飞黄腾达的最佳途径。然而，王安石却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于庆历七年毅然去鄞县（今浙江宁波）当了一名知县，因为他怀着学以致用的信念，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实事。

　　鄞县三年，王安石政绩卓著，赢得了官声和民望。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向皇帝推荐王安石，说他恬然自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请求予以越级提拔。朝廷应允，并很快下诏书召他进京入试馆职。不料，王安石却上了一道《乞免就试状》，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请求皇帝收回诏命。不久，欧阳修向皇帝保举王安石进京入朝做谏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高为由坚辞不就。嘉祐三年（1058），朝廷任命王安石为度支判官。第二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根据自己在地方任职的实践，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遗憾的是宋仁宗没有采纳。

　　王安石前后在地方做官20余年，朝廷多次委任他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于是便任命他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为盛事。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宋英宗在位时期，屡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清正廉洁 不迩声色

　　王安石为官清廉，严于律己，朴素无华，不喜奢靡。《宋史》记载，王安石曾为受封的大臣作诰命，朝廷允许其可收取受封大臣赠送的润笔财物，可是王安石对这类财物概不接受。有一次，王安石实在推不掉了，就挂到学士院梁上。王安石丁忧后，这些财物被同事祖无择拿下来作为办公经费用掉了，王安石知道后对祖无择很反感。

　　《宋史》记载：“（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王安石的“不讲究个人卫生”，还成就了他“不占公家便宜”的一段佳话。在古代，官衙有几进院子，前面办公，后面是官员及家人休息生活的地方，一些生活设施多由官府配备。王安石因改革被贬为江宁知府，他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得到朝廷批准。古代官员离职时，凡是公家的财物必须上交，不准留用。可是王安石的夫人吴氏特别喜爱公家配备的那张藤床，不舍得退还。一群小吏多次来索要，在吴氏看来，那帮人无非是认为王安石失势，墙倒众人推，找借口寻衅滋事罢了，吴氏心里有气，一直不予理会。家人将这件事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把夫人叫来，自己脱了鞋，光着脏兮兮的脚丫子，在那张藤床上走了几趟，又倒头在上面睡了很长时间。素有洁癖的吴氏见了，恶心极了，连忙用手掩着嘴巴，让下人赶快把这张藤床抬走，送还给官府。从这则王安石巧还藤床的故事，可见王安石公私分明，不贪图公家之物。他身为宰相，但在京城并无私第，罢相后隐居金陵郊外，只有茅舍一处，仅能遮蔽风雨，四周连院墙都没有。

　　《五总志》曾记载，因王安石善诗好文，有一个地方官员以为他喜欢文房四宝，于是就投其所好，送来一方宝砚，并当面夸耀宝砚的好处：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担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

　　《梦溪笔谈》记载，王安石有哮喘病，用药需要紫团参，但是买不到。其时薛师政自河东还朝，正好有这药，就送给王安石几两，王不接受。有人劝他说：“您的病，非这药不能治。这病困扰您很久了，这点药物不值得推辞。”王安石说：“平生没有紫团参，也活到今天。”竟不接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官，如此行事，难能可贵。

　　《独醒杂志》记载，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顺便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萧公子一听当朝宰相要请自己吃饭，真有些受宠若惊，于是他郑重其事，穿着华丽的衣服前往。过了中午，萧公子感到饥饿难忍，可是王安石还没有请他入席，他心里想：我第一次来，主人肯定会准备丰盛的宴席来款待我，饭菜也会做得非常精致，时间晚点儿情有可原，于是忍着饥饿，耐着性子等下去。过了很久，王安石请他入席。萧公子兴高采烈地在餐桌前坐下，可是一看桌面傻眼了，竟然菜肴果蔬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儿的肉。上饭后，又上了一份菜汤。萧公子很娇惯，只吃胡饼中间部分，把湿且厚的饼边儿都扔在了桌上。王安石看到后，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起身把萧公子丢弃的饼边儿拿过来全吃了。萧公子见堂堂宰相如此节俭朴素，羞愧难当，起身告辞了。

　　王安石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生活检点，不迩声色，实为罕见。王安石任知制诰时，其妻吴氏，为他置一妾。当王安石得知该女子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时，不仅没有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侯鲭录》记载，王安石出任地方官，由金陵途经扬州时，扬州太守刘原父以非常隆重的礼节邀请他做客，并找来很多官妓列于庭下献艺。可是王安石却黑着脸色，不肯落座。刘原父见状，只好把官妓撤走。由此可见王安石始终保持节操，洁身自好。

　　心系百姓 以民为本

　　王安石刚到鄞县上任，就不顾车马劳顿，深入到乡村调查研究。从他的《鄞县经游记》可以看出，王安石自庆历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共12天时间，顶风冒雨，风尘仆仆，行程数百里，跑遍了东西14乡。为了不扰民，王安石夜晚全是宿在寺庙中。

　　这次调研，王安石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在鄞县做了三件惠及民生的实事：一是兴修水利。他于当年冬季农闲时节，亲自带领乡民起堤堰、决陂塘、大修水利。鄞县的抗灾能力大大提高，旱能浇涝能排，粮食连年丰收；二是兴办学校。王安石拨款修复了几处破烂不堪的校舍，将县内的孔庙全部改成“县学堂”，聘请地方名儒执教。从此，鄞县城乡书声琅琅，弦歌不绝。三是实施“青苗法”。王安石到鄞县的第二年，发现农民春天青黄不接，只好向富户高息借贷，到秋天还完本息后，再去掉上交朝廷的赋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再遇到天灾人祸，就要鬻儿卖女、倾家荡产。王安石于是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乡民，约定到秋收之后，“加纳少量利息，赴县偿还”。这成了王安石后来熙宁变法时“青苗法”的初次试验。《宋史》记载：“（王安石）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清朝诗人陈劢的《读王荆公〈鄞县经游记〉有感》一诗云：“荆公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石台足师表，楼王皆儒宗。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鄞县由于人口多土地少，老百姓不得不以打捞海盐出卖为生。一些官办的盐场为了垄断盐业生产销售，就千方百计制止私自买卖食盐。王安石的上司，浙东转运使给下属各县下发了“捕盐”令，要求雇专人逮捕出卖私盐者。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王安石据理力谏，写下一篇《上运使孙司谏书》。其文以书代论，语言犀利，指出“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窃以为过矣”，鄞县盛行贩私盐的原因就在于地少人多，手中无钱。如果一味“捕盐”，不仅于国于民无补，还必将逼民纷纷为“海盗”，社会危机必然加剧。全文论述精辟而深刻，语辞质朴中透露出凛然正气，显示了王安石为民兴利的志向与胆识。

　　王安石刚调任舒州通判那年，正遇大旱，颗粒无收，市面上的粮价飞涨，老百姓忍饥挨饿，已出现鬻儿卖女现象，王安石忧心如焚。而通判只是知州的助手，无权决策，于是王安石向知州建议，借鉴他在鄞县的做法，开仓借贷于民，以度饥荒。不料州府粮仓稻谷匮乏，他又建议州府向大户平价收购粮食，再转手向民众低息借谷。可是这些大户为富不仁、囤积居奇、大发难民财。王安石又委托所属的一位知县去做这些大户的工作，无奈收效甚微。尽管经过王安石的多方周旋、筹措，收购来一部分粮食，但难以满足全部难民的需要。由于干旱，老百姓无法耕种，求雨而不可得，王安石忧心忡忡，急盼甘霖，有感而作《舒州七月十一日雨》：“行看野气来方勇，卧听秋声落竟悭。淅沥未生罗豆水，苍茫空失皖公山。火耕又见无遗种，肉食何妨有厚颜。巫祝万端曾不救，只疑天赐雨工闲。”全诗先景后议，语气峻急，为百姓生产生活而产生的焦急之情和对不关心百姓疾苦的腐败官吏、豪强地主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王安石在舒州任通判虽然级别提升了，却是一名副职，不像知县那样有决断权，但他却恪尽职守、尽心尽力为老百姓谋利益。他深入民间调查，探究弊政根源，认识到由于豪强兼并，百姓困苦不堪，他在《感事》一诗中写道：“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朅来佐荒郡，檩檩常惭疚。”关心百姓疾苦之情跃然纸上。王安石在《发廪》诗中感叹“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发出“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的呼喊，表现了关切民瘼、主张改革弊政的远大理想。

　　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议变法，神宗赞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这次变法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在当时也有不少争议，但是变法的根本宗旨是围绕民生、造福百姓、富国强兵。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66岁，葬于江宁半山园。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封为“荆国公”，谥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