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太仓人张溥才华横溢，志向高远，很早就以学识渊博闻名天下。公元1631年，张溥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第，入选翰林院，当上了庶吉士，成为大明帝国前途远大的后备干部。就在大家都以为一颗政治新星将冉冉升起时，谁也未曾料到，他的天空并非艳阳高照。

　　入官场立足未稳，张溥就遇到了第一个麻烦。当时按照惯例，进士们的试卷都要集录成册，然后颁行天下，供后来的举子们学习借鉴，这个试卷的序言一定要请科考中的阅卷老师（也称房师）来写，以示师生名分。

　　张溥中举前以教书为业，他有个学生叫吴伟业，与他一同参加的科举，结果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成绩比他这个老师还要好。吴伟业对张溥极为敬重，写序言的事儿居然把提携他的房师李明睿晾在了一边。张溥虽然知道这个潜规则，但却不以为意，毕竟他才是吴伟业实实在在的授业恩师。

　　在古时官场中，潜规则比显规则更有约束力，李明睿此时已是尚书级别的高官，一怒之下，他要消掉吴伟业的门生资格。事儿闹大了，吴伟业不得不负荆请罪，登门承认错误，这件事儿才得以平息。张溥却觉得李明睿未免小题大做，很不满意，初涉官场，便与李明睿结下了梁子。

　　张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在明朝，根据惯例，会试的主考官都是由内阁次辅担任，首辅因为位高权重，要考虑的国家大事比较多，一般不直接插手科举的事。然而那一年，内阁首辅周延儒心血来潮，非要蹚这趟浑水。原来他发现那年参加会试的名士很多，就多了个心眼儿，想将这些人收罗在他的名下，成为他的门生。在那时的官场，门生是很重要的政治资源，可以让自己的执政基础更厚实些。周延儒这么事必躬亲地一破例，自然引起内阁次辅温体仁的不满，两个人为这件事儿暗中较上了劲。

　　张溥能进翰林院，其实是周延儒的有意栽培，可张溥却没往这方面想，他天真地以为那是自己才华出众、实至名归的结果。这底气一足，就难免眼光高了。

　　翰林院的潜规则，新来的庶吉士见到馆长就如同见严师，见到先入翰苑的前辈要自称晚进，开会时不能往前排坐。张溥可不管这一套，见谁都像长辈见到晚辈似的，替皇帝草拟诰命敕令时指指点点，语气就像领导给下属下指示一般。翰林们看不惯，就向内阁告状，周延儒自然好言劝解，而温体仁正气不打一处来，批示说：“庶吉士本来就是依例培养的后备人才，能成才就留下，不成才就离开，让张溥走人有什么难的？”

　　作为一名官场新兵，还没怎么着，就被领导给盯上了，这怎么说都是件烦心事儿。然而张溥不但不躬身自省，想想自己的毛病，调整一下心态，反而跟温体仁杠上了。他搜集了温体仁结交宫内太监、重用同乡等违法乱纪的事，挥动如椽之笔，文不加点，顷刻之间就书就一份奏折，交给学生吴伟业，让他上书弹劾。

　　吴伟业身为弟子，老师的话虽然不能不听，但他也深知此时去挑战一个内阁次辅的风险，于是折中了一下，将枪口对准了温体仁的亲信加同乡——员外郎蔡奕琛。

　　这点雕虫小技怎能瞒得过官场老油条温体仁呢？张溥彻底得罪了温派，再加上李明睿时不时地给他添点儿小堵，虽有周延儒的呵护，他在翰林院也待不下去了，便借着为父守丧之由请假回家了。公元1632年，张溥的官场游未及一年，便带着无数的政治梦想黯然离开了京城。

　　令张溥没想到的是，当他无比落寞地回到家乡，等待他的却是家乡人如火的热情。因为培养出了会元、榜眼这样的优秀学生，他的身价早已在民间大涨，他还远在京城时，附近的士子就跑到他在太仓的家中，向北遥拜，自称弟子，都想沾点老师的仙气。等他回到家乡，登门请求收为弟子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重新找到自身价值的张溥精神焕发，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民间社团组织——复社的大会，自任社长，大会盛况空前，“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闹得也实在太大了，很快就惊动了朝廷，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再加上唯一赏识他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又升任首辅，张溥三年守制期满，却再也没有得到起复的机会。张溥在家郁郁而终，死时还不到50岁。

　　苏辙对他哥哥苏轼四处碰壁、失意连连的解释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其实这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当年嵇康学成下山时，他的老师孙登曾跟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火一产生就有光，如果不晓得利用它的光亮，跟没有光亮没什么差别；就如同人天生有才华，却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才华，那就跟没有才华没什么两样。所以想利用光亮，必须有木柴，来保持光亮的延续；想运用才华，就要了解外在的客观世界，才能展示自己。

　　一个人有才华不是问题，如何运用才是问题。如果不能恰当地使用自己的才华，不仅不会成为成功的利器，还容易像张溥那样，为自己的才气所伤，那岂不可惜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