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历史的文明，其繁荣延绵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三千年来中西交流从未中断过。官方使节没有了，民间商贸关系犹存；陆上交通阻隔了，海上往来仍在。

　　汉代张骞通西域、盛唐西域文化汇集长安、宋元时代天方海舶丝路繁荣、明清西方科技及宗教势力西来，是中西文明交流的四大高潮。本书自先秦而至明清，自内陆而至海洋，追寻先人足迹，通过周穆王西巡、张骞通西域、玄奘西游、郑和下西洋、徐光启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等记载，讲述古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碰撞及相互滋养的历史进程。

　　从西汉张骞奉汉武帝之派遣，“凿空”西域（帕米尔高原东西），到东汉时期的官方使节甘英出使大秦（古代罗马帝国）；从唐初著名高僧玄奘西游印度，满载佛教经典而归，到明朝初年，郑和奉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遍访马六甲、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传送着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前赴后继，开辟了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最初，丝绸之路只是指从中国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其后，又有了绿洲道、沙漠道、草原道、吐蕃道、海上道等提法。丝绸之路的含义被不断扩大，被人们看作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今天，“丝绸之路”几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

　　丝绸之路之所以畅达，发动机在中国。中华的政治统一以及经济文化水平，相比西方（西亚、南亚、欧洲）在近代以前，多数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丝绸之路上有利可图，是商人和使者奔走的最大动力。我国古代许多重大的物质文化，诸如丝绸、瓷器、茶叶，以及许多重大工艺与发明，诸如造纸术、印刷术、罗盘与火药，都是从这条丝绸之路上传递到西方的。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其实早在汉代张骞之前已经长期存在。否则，张骞就不会在大月氏（阿富汗北部）的市面上发现邛杖和蜀布。但是，开辟了官方中西交流渠道之后，中国历代政府为维护这条东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大动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史记》记载，汉代派出的官方使者“相望于道”。出使西域的团队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所带汉地丝绸物品比博望侯（张骞以功被封博望侯）时还多。这样的使团，每年多的要派十几个，少的也有五六个。国内的青年争先恐后地申请到西域出使，汉武帝一概给予新节。使者们携带大批丝绸物品出境，又从远方带来多种珍奇物品，形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汉代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在西域地区设置西域校尉进行管理。唐太宗曾经力排众议，在今天的吐鲁番及周边设置西州，加强管理，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中西文化的和平交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那么，历史上的中国丝绸输出到西方各地，人家拿什么来换咱的丝绸呢？和氏璧与汗血马，可能还有奇异猎犬（包括哈巴狗），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外来商品。众所熟悉的“完璧归赵”中那块璧玉，就是丝路贸易品。《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公元前283年，有人替齐国写信给赵惠文王说，假如秦国封锁了雁门关、常山，“代马、胡犬不东下，昆仑之玉不出，此三宝亦非王有已”。赵王于是改变了与秦联合攻齐的政策。可见，赵王很在乎的西域“三宝”乃是代马（北方来的马）、胡犬（西方来的狗）、昆仑之玉。从西域来的胡犬，除了男人打猎用的猎犬，唐人图画中有女性玩赏的宠物哈巴狗，大约也属于此类。至于“代马”，汉武帝喜欢的汗血马、关云长的赤兔马、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大约都属于此类。

　　丝绸之路上最通常的贸易方式，不外乎贡赐和互市。若再加上战争，便是“吉祥三宝”（名马、胡犬、玉石）传入内地的三个主要渠道：贡品、战利品、边贸货品。丝绸之路上另外一个换取中国商品的外来品是珠宝。和氏璧是如何来到中原的，争议很大，已不可考。但中古时期，关于大食、波斯贡使以各种真珠、玛瑙、宝石进贡朝廷，以换取丰厚回赐的记载，充斥于唐宋时代的各类类书乃至正史之中。据古代的波斯史家记载，8世纪初，倭马亚王朝许多什叶派穆斯林和阿里后裔，逃至呼罗珊。这些人尔后又辗转逃往宽容的唐朝，他们在长安做生意，主要就是经营珠宝。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大食国28种主要物产中，有“猫睛”“真珠”“珠子”等宝石类。可以说，珠宝是唐宋时期大食、波斯商人往来于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商品。丝绸之路上传入的西域珍宝，在宋元明清时期愈演愈烈。明朝皇室、达官贵族，都喜欢收藏珠宝、玉石。

　　二、物质基础与政治互信

　　早在张骞之前，走通东西方通道的，是众多不知名的英雄。商周玉器，并不产自内地，而是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和田运来，就是这条路上的“走私品”。但是，为什么到了张骞之后，丝绸之路才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呢？这与丝路此端的汉唐帝国国力强盛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玉石之路上的商品往来具有私人贩运性质，而且贩运的主体很可能是西戎民族。秦穆公称霸西戎，对于东西贸易的开拓有一定促进作用。秦朝及汉朝初年，匈奴几乎垄断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也自然垄断了丝路贸易。只是到了汉武帝之后，凭借父祖几代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积累起来的国力，果断采取反击匈奴的政策，因此才有张骞的出使。张骞来到大月氏新定居地（今阿富汗），引起他注意的是蜀地的竹制品和纺织品，当地人告诉他，这些物品是从印度来的，带着军事外交目的出使的张骞，不经意间发现了经过四川、云南到缅甸而至印度的商贸通道。张骞第二次出使时携带了更多的物品，分送出使诸国，虽然这不算官方贸易，却促进了西域诸部族和邦国来华。这些外邦来使，与其说是向风慕义，不如说是为了经贸往来。继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昭宣时代和东汉王朝致力于建立西域地区的军事管理体制——西域都护，从而保障了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对高昌（今吐鲁番）的征服，关系着西边国境的安全问题。其后高宗时期设立安西四镇以及伊西北庭都护府，对葱岭东西地区的羁縻府州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唐朝的丝绸之路，比汉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

　　可以说，汉唐时代的国力强盛是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巩固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的边贸与周边羁縻府州体制以及朝贡体系建设，密不可分。这种边贸体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只有周边政治安全之时，边疆的丝绸贸易及其他相关贸易才能正常进行；另一个是只有政治上有互信，中国政府才愿意与之进行此种贸易。物质基础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交通设施的基本建设。葱岭以西的道路建设，早在汉代官方开通丝绸之路交通之前，古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就有相当的水平。罗马和波斯，都很重视道路的修建与维护。在西汉张骞打通西域而建立起从中原经新疆至大夏的商路后，中亚原有道路网中的主要干线便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段，从长安横贯中亚、西亚到欧洲，构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唐朝的安息烽火、元朝发达的驿站，都是保障这条丝路交通安全和便捷的必要措施。

　　边境的军事安全是丝绸之路畅达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

　　唐太宗对来自昭武九姓的使者（他们关心的大约正是贸易）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于是，“诸胡大悦”。唐人文献和小说笔记里，商胡或胡商，是出现频率甚高的词汇之一。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对贸易物品规格和价格的管理井井有条，就是为适应边境贸易的外商而订，当地居民是不可能有如此大量需求的。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管理商贸活动的“互市监”，安禄山和史思明最早在幽州做互市牙郎，就是管这项工作的。

　　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兴衰起伏，是中西政治秩序的晴雨表。汉唐时代，丝路是否畅通就看中国在西域地区的都护府以及羁縻府州的管理体制，是否能有效地运作。在丝路的西边，中古以降，则要看伊斯兰世界之间及其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关系，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当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大帝国的时候，丝绸之路最为畅通。不仅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活跃其间，而且欧洲人也远道而至。马可·波罗一家就是顺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华，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宋代，西北地区掌握在西夏政权手里，海上贸易因而兴盛。13世纪的蒙古帝国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东西方贸易也空前高涨。

　　宋元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政府鼓励海上贸易，南海地区的商贸货船，络绎不绝。政府设置了专门的市舶使和市舶司，管理外贸工作。在泉州、广州这些沿海地区，都有外商居住的“蕃房”，有些管理港口贸易的职位就是由阿拉伯人或者波斯人充任。也就是说，即使是海上丝路，在中国也是招徕远人为主，主动走出去的，大约都是民间走私行为。

　　三、大航海：丝绸之路新走向

　　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是近500年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欧洲人西来形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这一伟大事件背后，就与丝绸之路直接相关。

　　明朝初年，西域地区出现了哈密、别失八里、柳城、于阗、火州以及吐鲁番等割据政权。帖木儿汗国（1370～1507）控制了中亚，奥斯曼帝国（1299～1922）统治了西亚，特别是1453年拜占庭灭亡之后，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因此，15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事业，其重要动力之一，就源自破除丝绸之路的阻塞，适应东西方贸易增长的需求。欧洲人不满意丝绸之路被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间商人所垄断，他们这回携航海技术进步的优势，要直接走到东西方贸易的前台，航向所指，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

　　可是，西人西来，不仅冲破了中间商的盘剥与垄断，也冲击着中国政府特别是明朝政府在丝路所经南海地区的朝贡体系。明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中国商品通过澳门大量进入西方市场。万历八年至万历十八年，自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每年3000多担，值银48万两，崇祯八年达到6000担，值银48万两。经由马尼拉运至美洲的中国商品则成为太平洋大帆船贸易中的主要货物来源。世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大量需求无疑为中国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主要外销商品，有瓷器、茶叶、布匹等。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积累了大量白银。于是，随着墨西哥地区白银开采量的减少，为了平衡中外贸易，欧洲主要是英国人开始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从而使中西贸易变成了毒品换取商品的畸形结构，乃至导致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历史于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从近代的剧变中，可以进一步审视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究竟有何特点。

　　众所周知，明朝初年的郑和下西洋，其目的并不是拓展海上贸易，而是巩固中国与南海地区的政治关系，客观上带动了海上朝贡贸易及民间走私活动。1500年以后的变化是，欧洲人西来，明清王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没有了东南亚人和波斯人、阿拉伯人的中间商，中国方面反而局促不安起来。或者说，没有政治上的互信，中国政府对于直接与陌生的欧洲人做生意，满腹狐疑，缺乏自信。

　　清朝在康熙朝巩固了对沿海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统治后，基本上把海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地的十三行。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次次拒绝欧洲国家主动贸易行为，诸如订条约、设使馆、开商埠？就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尽管汉唐时代也有马匹之类的军事物资进口，总体上说，进口物资只是满足上层的奢侈品需求，与内地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紧密的联系。

　　可是18世纪、19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不曾有过的。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而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四、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

　　丝绸之路上不仅有物质文明的互通有无、文学艺术的交流互补，而且有思想与制度上的交流互动。其中最突出的事例是中古佛教文化东来的冲击，以及近代早期西方启蒙时代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佛教入华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非佛灭佛运动，也不是一次两次，但是，佛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

　　东汉到唐末八百年间，大量梵文佛经被译成汉文。佛教音乐与艺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章章可见。就是从丰富汉语词汇而言，也是居功甚伟。数以千计的佛家词语进入汉语新词汇中：有梵语音译词变成中文熟语，如“涅槃”“般若”“菩提”“瑜伽”“刹那”“袈裟”等；有用汉字新造词来表达佛教的特定含义，如“真如”“光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地狱”“天堂”“无量”“方便”“圆通”“不可思议”“不二法门”“五体投地”；还有汉语词汇因佛经借用而使其词义发生变化，如“本师”“祖师”“居士”“侍者”“眷属”“长老”“布施”“供养”“烦恼”“印可”。

　　明清时期，由于耶稣会士为主的西方人士的推动，中国文化与思想被大量传介到了欧洲，以至于成为欧洲思想界的时髦、社会大众的时尚。

　　“中国趣味”是指17世纪和18世纪在欧洲的室内装饰、家具、陶瓷、纺织品、园林设计方面所表现出的对中国风格的奇异的欧洲化理解，它的出现成为促进巴洛克风格向洛可可风格转变的一个因素，而洛可可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和生活模式，又成为知识界以外的欧洲民众看待和理解中国时所戴的有色眼镜。中国趣味的形成得益于中国商品大量进入欧洲，以及耶稣会士、旅行家对中国文化的反复介绍。

　　中国趣味与中国的伦理、政治、儒学、历史、文字等相比，是非常抽象的东西，归结起来反映了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异国情调的追求，而其直接灵感就来自那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瓷器、漆器、织物、壁纸。这些东西的造型和绘制的图案无不令欧洲人耳目一新。

　　在中国加工的瓷器有很多也同样增加了具有欧洲式快乐情调的装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乾隆年间纹章瓷的装饰变化，1735～1753年以素净的葡萄藤或花蔓装饰最多，1750～1770年则是显著的洛可可式装饰，1770～1785年转而为缠绕葡萄藤的黑桃形盾牌，1785年之后黑桃形盾牌开始嵌入蓝黑边线和金星，1795～1810年则变成由深蓝色菱形花纹围成的圈。1765～1820年欧洲市场上有大量中西参半的由菱形、符号、花朵和蝴蝶构成图案的瓷器。中国进口瓷器亦做成符合欧洲人需要的形制，比如英国公司订购的便以英国银器为模型，而此风以清雍乾时期最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