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由天津市委宣传部、经济日报社、南开大学、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暨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蕾，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出席会议并致辞。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马建堂，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南开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逄锦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张占斌，经济日报社编委齐东向作主旨发言。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邱海平，天津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钟会兵，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自力，天津市委党校副校长丛屹，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刘凤义作交流发言。市科技局、商务局、国资委党委等经济工作相关部门，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6家主题实践基地、9家理论研究基地负责同志，我市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等100多人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结合天津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扎实实践，聚焦新质生产力、新型工业化、数字经济、人文经济等理论前沿、实践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为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助力赋能。

　　一、深刻理解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与会专家认为，新质生产力主要涉及三个“新”：新科技、新产业、新能源。从新科技看，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新科技，一定是指科技的革命性突破，这种突破反映为每个经济时代的新动能。从新产业看，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产业革命几乎是同科技革命同时进行的，新科技直接转化为新产业，这就意味着产业生命周期明显缩短。因此，我国需要根据科技发展的趋势，超前研究未来科技，提前布局未来产业，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要求。从新能源看，新质生产力体现在通过能源革命推进新产业。新科技、新产业、新能源要不断融合，重点是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以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方面，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在发展未来产业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超前的部署和安排。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尤其是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高地，要发展新一代科技园和产业园，从而发展新一代新质生产力。

　　与会专家认为，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应有之义。新质生产力的起点是“新”，关键在“质”，落脚在生产力。作为起点的“新”，源自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和内生动力，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要求，代表着未来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生产力要素全新质态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因素是要掌握新科技革命成果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型人才，要把这些人才与生产力要素有效结合起来。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看科技的创新，而且要看科技的应用。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们立足当下的经济恢复进程，塑造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指明了方向。

　　围绕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与会专家认为，新型工业化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支撑。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但现代化离不开工业化。工业化是整个现代化的根基，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实体经济为支撑来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二、持续做强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三大支柱

　　与会专家认为，科技现代化、金融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支柱。科技金融是金融供给侧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内容。在中国特色科技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至少把握以下着力点：一是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建立健全支持科技金融发展的制度体系，健全政策工具传导精准直达机制，强化政策工具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引导作用，提升政府资金的引导功能和激励作用，提高财政激励保障政策实效。二是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要作用。银行机构是科技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既要持续优化银行科技金融产品体系的供给，又要依据资本监管规定的基本原则，合理细化相关要求，加强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重点方向和项目的支持。三是充分释放资本市场的催化效用。需优化科技企业的债券融资机制，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畅通科技企业的上市融资渠道，对优质科技企业进行孵化培育和分类支持，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积极作用；加快科创基金体系建设，拓宽创投基金募资渠道，建立覆盖种子期投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并购重组投资的科创基金体系。四是构建良好科技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基础设施以及标准化建设，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交易、信用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制定科创金融专营机构评价规范。加快建设专业化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积极支持技术转移、科技咨询、技术评估、知识产权服务等中介机构发展，加快建设区域性科技成果交易平台、知识产权流转平台等，为科技企业的投融资活动提供专业化服务。五是发挥数字金融的重要作用。以大数据应用破解科技企业征信难题，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支付技术推进数据归集、数据共享与数据分析，以数字化风控体系提升金融风险识别及处置能力，将数字金融对整个体系的提质增效作用更好发挥出来。

　　与会专家认为，现代化离不开当今世界代表最先进科技和最发达生产力的数字化。当前，数字技术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重构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推动以数字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以数字化培育新动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要坚持以数字化推动治理方式的变革，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府。要坚持以数字化融入人类生产生活，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要坚持以数字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坚持以数字化拓展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

　　与会专家认为，我们党提出推进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这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推动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的健康发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三、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与会专家认为，新发展格局理论是做好新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指针。首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的质量上。必须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国内促国际。参与国际大循环，以国际促国内，可以为我国区域开拓更大的成长空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其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环境下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更为安全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的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国内促国际，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机会，为更多的外资、外企提供更大的成长空间，有助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中维护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大循环、以国际促国内，将进一步增强国内国际经济的联动效应，使我国继续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巨大引力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将使我国既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又能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相互增进。最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条件下培育新增长动力、重塑竞争优势的根本举措。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加快形成竞争新优势的基础。同时，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才能不断巩固和增强我国竞争新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国内促国际，可以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国内市场越大，创新能力越强，就越有利于畅通创新资源的国际大循环。参与国际大循环，以国际促国内，可以更好地学习和吸收全球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创新文化，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将在更高起点上、更大空间内推动科技创新和优势的转换，在竞争中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与会专家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实现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我国自身优势，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以扩大内需为目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市场支撑，着力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瓶颈。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靠、自主可控。要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防范经济脱实向虚。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建立高水平开放体系，着力打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实现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相促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坚定推动改革开放 促进高质量发展

　　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以及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会专家认为，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更好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要着力给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宽松环境，增加发展活力，尤其是要让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稳定预期。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结合深化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人才政策上，要从体制机制安排上鼓励各类人才积极投身于科技和经济活动。

　　关于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会专家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努力实现“三个倍增”，即城乡居民收入倍增、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倍增。因此，要着重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表明，二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个比较优势都发挥好。三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要通过落实中央有关政策，把民营经济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挥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

　　与会专家认为，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一是深化企业改革，促进各类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既坚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又坚定做大做优做强民营企业。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扶持培育一批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龙头企业，作为各个产业的支柱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带动所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深化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改革，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最重要的是按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管理制度、公平竞争制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发展要素市场，增强新型要素的流动活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健全资本市场工作，规范资本市场秩序，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化有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发展动力转换。要坚持“四轮”驱动，即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和坚定扩大开放，把“四个轮子”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同时结合起来，对中国经济来说，无论是当前还是长远，都具有重要意义。四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分配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就业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劳动报酬提高与社会生产力提高相协调。坚持多劳多得，促进机会公平。完善要素分配政策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五是深化宏观领域的改革。六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五、科学认识和系统把握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一种理论只有上升到文化高度，才具有长期的历史性、基础性。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是社会的创造性活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作用密不可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中国梦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也迫切需要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才能从中更好读懂今日中国的发展，读懂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生长的文化文明的深厚土壤。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需要我们准确把握文化的根本作用。文化是精神力量，能够反作用于物质，最终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也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只有准确把握文化的根本作用，才能有效激发“第二个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产生磅礴伟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

　　与会专家认为，深入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深入研究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这个新课题。要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拓展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的理解，从而拓展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解和研究。从理论上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本来就是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解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深刻之处在于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根本基础作用，同时又揭示了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体现着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性和系统性出发，运用其中蕴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展研究。

　　六、围绕推动“十项行动” 共议天津高质量发展

　　围绕天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会专家提出，在深化企业改革方面，要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同时，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国资国企改革力度，抓住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机遇，培育和引进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世界一流的企业，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天津在科技发展和教育发展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要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特别是要加大对各类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力度，以高素质人才的净流入创造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人口红利。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天津要积极作为，在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上领全国之先。在开放方面，天津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具有集航空、海运、陆运于一体的现代化流通优势，要按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和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的定位，着力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做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排头兵。

　　与会专家认为，天津在深化港产城融合、建设世界级港口城市方面优势明显，下一步要着力做好以下方面工作：一是以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建设夯实港产城建设的基础。要打造绿色智慧港口升级版，实现从智慧零碳码头到智慧零碳港区，再到智慧生态城区的有效对接，推动人工智能和港口业务深度融合。要全面提升港口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开拓海上的远洋场景和完善陆上海铁联运网络，大力发展海铁、海公、公铁等多式联运，畅通港口与腹地的联系。要加快港口企业转型发展，发挥港口企业物流枢纽功能在航运、物流、商贸和中介服务等方面赋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提升供应链数字化供应能力，发挥数字桥梁作用，建设港口经济平台型企业。二是以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港产城融合。推动港产城新的发展，要大力发展适港产业，重点发展三大产业集群。要做大临港制造业集群，以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经济区、天津经济开发区、南港工业区为主要载体，大力发展壮大海洋装备、石油化工新材料、燃油加工、冷冻品深加工等临港制造业。要大力发展消费型港口经济，积极培育港口经济新业态，鼓励发展离岸航运服务，引进和培育智能船舶、绿色低碳等航运科技企业，鼓励商业银行依托自由贸易账户，为航运业提供结算、汇兑、融资、资金池等跨境金融业务。三是提升城市对港航要素的集聚能力，重点要推动港航市场主体聚集、推动港航人才集聚、推动数字港航信息集聚。

　　与会专家认为，天津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路径要求，主动融入国家的重大战略，把牢把准战略定位，推动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天津有传统、有条件、有优势、有基础，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创新发展方面，天津要着力解决产学研高效协同和产教融合发展问题，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着力解决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短板。在协调发展方面，要着力化解区域发展不协同、城乡发展不协调，产业、科技、教育、金融四个体系不协调等方面的问题。在绿色发展方面，天津从2017年下大力气分类整治“散乱污”，建设绿色生态屏障，取得了显著进展。绿色发展最终要落实到绿色生产生活的转型上，要落实到产业的绿色化转型发展上。在开放发展方面，天津有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才储备等优势，要充分利用好这些优势，不断扩大开放。在共享发展方面，天津走在全国前列，要继续加强民生建设，在推动共同富裕上作出表率。

　　与会专家指出，天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要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阵地、大本营，要形成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高地。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尤其是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上，天津要发挥引领性作用。

　　与会专家提出，天津是一座富有特色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文化样貌的大城市，要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发挥和进一步创造天津特有的文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做好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双向奔赴、同向发力、相互促进、共同成就这篇大文章，努力打造具有天津特色的文化经济发展模式。

　　与会专家认为，京津冀地区要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抓住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从核心技术突破、创新要素集聚、产业数字化转型、国家实验室建设和协同创新机制构建等方面入手，打造各类主体广泛参与的数字经济创新体系。同时，要不断完善数字化政策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平衡发展，推动政策资源互通，提升产业标准化，促进数字人才等要素的流通共享，为数字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要加快推进京津冀政务服务协同，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不断提高跨省通办、一网通办的水平，推动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京津冀要发挥重要的动力源作用，在建设世界级经济中心和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同时，建设好世界级的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要做好区域协调，推动数字社会建设，并赋能生态修复、“双碳”减排、集约式发展等全面探索。京津冀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需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打造服务业扩大开放先行区、数字经济实验区，重点优化国际化数字人才供给，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创业生态。要充分利用京津冀作为科技高地、文化高地和国际交流高地的独特作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的分工和合作，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整理 张海鹏，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