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主流历史观认为，唐宋是中古与近世的转折点，即“唐宋变革论”，但这不是唯一的划分标准，深耕于士大夫政治研究领域的历史学者王瑞来，在其作品《士人走向民间》中提出了他的“宋元变革论”，这一观点认为，士人的流动方向表现了社会的变革，进而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社会形态。

　　作者指出，北宋之前，士人的流动方向是“自下而上”的，即在士大夫政治的鼎盛期，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读书做官，完成阶层上升；到了南宋时期，随着统治区域的缩减与受教育的文化阶层的扩张，本就僧多粥少的仕途之路变得相当难走，到了元代，更是一度废止了科举制度，在这一时期，士人阶级迫于现实压力，呈现出了“自上而下”的走势，原先独立存在的士族阶级逐步融入了民间。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的。传统的儒学观点主张“学而优则仕”，这一观点发展到北宋时期，使得士大夫政治成为主导朝堂的声音，但与此同时，商品文化的兴盛使得“读书不求官”的思潮开始蔓延。《士人走向民间》一书中引用了苏轼和文同等人的诗句，借此表示这一思潮在北宋已经有了一定的土壤，进而促使社会在宋元之交发生了大转型。作者认为，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模糊了身份高低的界限，使时人不再以读书入仕为唯一出路。

　　但是，不以读书入仕为出路，并不意味着宋代的读书人与朝堂就此分道扬镳。比如，被称为“隐君子”的刘振道，终生未曾入仕，却与章鉴、文天祥等人联系紧密，与政治的中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很多文人的选择。

　　向上流动的趋势受阻后，南宋的士人开始重视起在地方上的深度扎根，寻求在地方上的横向发展。通过塑造个人形象，提高家族声望，士大夫阶层在地方上构建起了自己的人际网络，地方认同意识也得到了加强。士大夫阶层在这一时间段发生了“士大夫的士绅化”，原本的士大夫不仅有士人的身份，还扮演起了地方乡绅的角色，通过所谓“耕读传家”以求保证现有利益的同时谋取阶级的跃迁，乡贤崇拜取代了旧有的先贤崇拜，通过地缘关系的联系，已经在官场上取得一定地位的士大夫群体与尚未入仕的士人抱作一团，以求共同进步。

　　可惜的是，对于士大夫的舆论左右政治决策这一现象，作者仅仅一笔带过，忽视了这一现象的成因。《中国转向内在》的作者刘子健曾经指出，从北宋到南宋，君权失去了制度上的约束，使得士大夫阶层必须通过舆论建立一套评价体系来影响决策。这一评价体系同样随着士族阶层的下沉在民间得以流传，通过“乡评”的方式，既成为对地方社会的集体道德约束，也成为地方士绅打造个人形象的工具。乡评作为地域的印记，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明清都是重要的存在。

　　到了元朝，科举的一度被废止，对士人阶层无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元朝政府废止科举并不意味着其不再需要皓首穷经的书生。元朝政府的选官制，是一种类似秦始皇初建秦帝国时选调人才的“吏道”的制度，通过完善的吏制来维持国家的运行，庞大的吏员群体就是元朝官员的后备军；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士人群体，无疑在对胥吏的征调选拔中占有优势。此外，道学和元廷的互相接纳在确立了元朝合法正统统治地位的同时，也确立了士族阶级精神贵族的地位；这一互相接纳使得儒学不仅没有衰弱，反而焕发了第二春。

　　元廷废止科举，也使传统士人的文化创作由“卖艺帝王家”转为“飞入百姓家”，让通俗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社会的多元化给了士人多种选择，最终为推动市民文化的兴盛提供了一大动力。《士人走向民间》为探查宋元之间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一条由士族群体入手的道路，给人以深思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