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芬小说《海上繁花》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事件为基点，塑造了众多血肉饱满、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近日，“海上繁花，二战传奇──中国人民勇敢的心”作品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著名学者、作家刘琼，评论家杨庆祥，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与杨怡芬对谈，回顾创作过程，重返历史现场。小说中，杨怡芬以海上浪花的起伏不定暗喻战争风云的波涛汹涌，颂扬了人类同舟共济的可贵精神，同时也对侵略与抗争、生命与尊严等主题进行了理性思考。

　　发现“地狱航船”

　　探寻中国人民勇敢的心

　　我出生在舟山群岛，在税务部门工作，2002年开始写小说。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1942年9月27日，日本运输船“里斯本丸”搭载778名日军官兵和乘客，以及1816名英军战俘，从香港深水埗码头出发驶向日本。10月1日清晨，途经舟山群岛东极诸岛海域时，因未按国际公约悬挂“红十字”标志，被美军“鲈鱼”号潜艇发射鱼雷击中。日军多艘船只赶到现场，只撤离了自己人，并将英军战俘强行关在底舱。战俘们撞破舱门冲上甲板，日军开枪射杀多人。附近渔民冒险划舢板救起384名战俘。“里斯本丸”沉没。随后，日军登岛搜捕，有3名战俘在渔民掩护下侥幸脱险。

　　这件事让我特别震惊，原来在我们这片海域，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竟也是太平洋战争的战场一隅，与二战历史是相连的。当时那些渔民为什么这么勇敢？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在我有限的文学阅读里，也未曾读到过与此相关的作品，我觉得或许我可以丰富这方面的书写。

　　“里斯本丸”原是一艘商船，被日军征用加装武器，改装成一艘军用运输船。这类船只被称为“地狱航船”，在西方历史学界，这是一个与日本战争罪行相关的专有名词──二战期间，日方为弥补国内男性劳动力的不足，将大批盟军战俘由东南亚等地用船运到日本本土。看到这些历史资料，激发了我属于平凡之人的感慨，很想与大家分享。

　　我的落脚点是人民，写我们中国人民勇敢的心，也写我们中华民族的“仁爱”之心。《论语》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仁”，这是中国人特别重要的根基。东极诸岛的渔民秉承祖上所传“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信念搭救战俘，这种高贵品德打动了我。依我的观察，时至今日，每当台风过境，总会有几则暴风雨中渔民互助救援的新闻。我有几回搭朋友的便车回家，我说到某处放我下车就好，对方回答的都是“送佛送到西”，执意送我到家门口，让我心生暖意。这看似平常的处世之心闪耀着人性的之光，成为我写这本书最初的动力。

　　动笔之前需要搜集资料，网上关于“里斯本丸”的信息都比较简单，而且有不少错误，需要甄别。我又去图书馆查电子资料，到各种图书网站去搜索，找到一本书之后，就可以链接出很多本书。此外还要知晓这片海域的各种抗战力量，甚至包括海盗、土匪结合起来的武装。这些都是基本史实，但如果光写这些，还不能成为一部具有现代意味的小说，所以我在史实之上进行了虚构。

　　小说是虚构的文体

　　但涉及历史也必须准确

　　写作之初，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把这个旧故事再说一遍，另一个是在旧故事里加上新故事。正在犹豫时，我读到了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说的是修建泰缅铁路的澳大利亚战俘的故事。那条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由日本在二战期间修建，过程中死了很多工人。这本书明艳与黑暗并置的写法启发了我，让我跃跃欲试，于是选择了新旧结合，在描述营救战俘的同时，穿插了小说的叙述者张明与木村香织的异国恋情。这场恋爱给小说以明艳色彩的同时，也拓宽了时空，从1942年延伸到2017年，呈现出对于战争、仇恨和爱的思考。

　　我虚构了被渔民搭救的3名战俘之一伊恩和他的妻子、儿女，写他们一家人被战争冲击得七零八落。一个叫阿卷的男孩，目睹父辈们救起在海水里挣扎的战俘，又带着伊恩等人藏到礁石洞里，与他们结下了友情。另一名战俘约翰比伊恩幸运，他在战后回到英国开始正常生活，老年时返回舟山寻找记忆，与阿卷重逢。

　　对于小说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声音，找到叙述的基调，才可以一直往下走。写1940年到1941年“香港沦陷”那一章时，我想从张爱玲写香港的小说里借鉴一些“氛围感”，可是觉得都不太适合。兜兜转转，终于在项美丽的《香港假日》中找到了战时日常的气息。项美丽亲历了那一时期的香港，《纽约客》风格的行文细致又准确地书写出她感受到的战争细节。还有关于“重庆陪都”的时代氛围，我从网上翻到了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回忆文章，以此代入文本。

　　为什么渔民们敢在日军的枪口下搭救战俘？勇敢和仁爱固然重要，但也是因为在广阔的东海，沿着海岸线，各个港口都有我们的敌后武装力量，持续多年与日军作战。我以运送棉花以及各种物资到敌后的历史资料为切入口，展现出这段抗日战争的光辉历史。

　　虽然是一个传统故事，但我采用了现代视角，每个人物只讲自己知道的事情，只看到他眼前窄窄的一片。就好像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手电筒，在暗夜里走路，只能照亮眼前那一小块地方。但如果把很多手电筒集中在一起，那照出来的就会是很大一片光亮。

　　这是我所有作品中人物死去最多的一个。写作的时候，我常常被黑暗吞噬，有时候写不下去了，那种感觉让我想起一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我写战争的残酷，为的是呼吁人类要尽最大努力去维护和平。回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勇敢是低调而实在的，我希望《海上繁花》能记下这些踏实、隐忍的历史细节，也希望可以通过小说的方式，唤起当下人们的自我反省和对和平的珍视。

　　每个作家都有野心

　　想创造“小说的宇宙”

　　写作对我的诱惑之一，是在文字构筑的虚拟世界里，跟某个不知名的读者相遇。我们会互相呼应，我的意识和他的意识在那一刻是相通的。诺兰的电影《盗梦空间》我看过三遍，其中非常打动我的是，如果习惯了虚拟世界，就不想回到现实生活了，因为虚拟世界太精彩了。这和写小说、打游戏是相通的，虚拟又真实，会让人全心投入进去。

　　每个作家都有野心，都想创造一个“小说的宇宙”，只是不大好意思说出来。关于二战的书写，放眼全世界，作品非常多，但关注到我们东部沿海的抗战，关注到我们中国和中国的平民百姓的作品并不多见。《海上繁花》的“宇宙”里面，不仅有抗日战争的各种力量，还有抗战时期的民生。作为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每个人，他们曾经遭遇了什么，是推动我写作的情感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支撑我完成小说创作，如果拔高来说，这就是意义感，是这个小说背后的价值所在。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在一篇小说里写了一段话，大意是，非常少的人拥有宝藏，这个宝藏就是你的某种天赋，如果你拥有它，一定要紧紧抓牢，不要让它中途遇到拦截，让别人把它从你身边夺走。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态度。我就觉得，虽然我是学经济的，虽然我的工作甚至我的人生离文学非常遥远，但是我热爱写作，而且好像有这个天分，有这个宝藏，所以我就要努力付出，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海上繁花》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完成的。

　　历史总是干巴巴的，我喜欢浸润了水分的故事，即便明知它掺杂了虚构，或许还夹带了作者的许多“私货”。这部小说最终呈现的，仅有我看到的史料的十分之一。毕竟我们都活在网络时代，这是我能写这个小说的原因，如果回到几十年前，我恐怕写不了这个小说。

　　《海上繁花》的书名，一半得自日本江户时期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俳句：“此世，如行走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这也是我和书中人物一起经历的心境。每本书都有它自己要长成的样子，《海上繁花》更接近于蔷薇，热情奔放，温暖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