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是说服听众的艺术，富有魅力。在我国，早在先秦时代，演说就大为流行，百家争鸣，辩疑析理，讲道论学，纵横四海。然而，自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日趋严重，公开的演说日渐没落而代之以谈话，这是演说在我国古代未成气候的原因。

　　在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演说就在国家运行、社会思潮中扮演重要角色，好的政治家、思想家，往往是好的演说家，以杰出的口才与精彩的论辩获取人民支持。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中，这种传统得到了长期的延续。至十九世纪中下叶，伴随西学东渐、救亡复兴的需求，演说在中国逐渐兴起，在形塑现代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演说的这种作用很容易被忽视，幸而有陈平原这样的学者，以独到的眼光注意到了，并写就《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一书。陈平原认为，“演说学”之传入中国，与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陈平原蒐集各位学者的名词考辨材料，从中揭示，尽管“演说”在中国古已有之，然而它在晚清的兴起是另有意义的。演说之兴，是现实政治的需求。

　　陈平原说，演说在晚清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启超将学校、报纸、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此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梁启超正是依靠演说获取大众支持的典型。书中提及的另一典型例子，就是创建“中华民国”的孙中山。演说乃是孙中山的特长，是其提倡革命、募集经费、动员群众的主要手段，也是其主张的“宣传主义”的重要手段。此外，书中还举例了蔡元培、宋教仁、闻一多等人及其著名演说，以印证演说在调动群众积极性上发挥的作用以及引起的轩然大波。

　　演说，不仅在“说”，还在于“演”，不仅讲究内容，也讲究技巧。关键看现场氛围，以及演说者能否顺应民心（听众的趣味）、拿捏得当。比如，梁启超的演说大多贴近听众，不故作高深，肯说平常话，讲逻辑，重感情；孙中山、宋教仁的演说尽显运筹帷幄、呼风唤雨的政治家风采；而闻一多则以慷慨激昂、“一登台便作狮子吼”而著称。

　　陈平原向来注重近现代出版史、阅读史、图像史的研究。《有声的中国》把旧作《左图右史──晚清画报研究》的部分研究纳入其中，从画报的视觉图像里发掘了演说在公开场合引起的民众反应，并且延伸开来，讲述了演说家们为了取得更好的民众反应而不断锤炼技巧的努力，包括克服方言障碍、重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转换、加强肢体与表情的表达、渲染现场气氛等。演说学、雄辩法、大众心理学等书籍蔚为大观，构成了当时出版业的一大主题。留声机的流行，也为演说这种“声音的艺术”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

　　十九世纪晚期，教育仍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大部分人都不识字，演说实际上担负着启蒙大众的职能。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语言的有力、思想的品质、个人的气度等固然不可缺少，而归根结底，更要与整个大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契合。《有声的中国》所呈现的，正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正如编者所言，这部新作可以说是一次特殊的探索：通过钩稽“演说”的变化，兼及阅读（文字）、倾听（声音）与观看（图像）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也借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

　　《有声的中国》讲的是中国的情形，但是，放眼四望，古今中外的好演说，无一不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布鲁诺说：“在真理面前半步也不后退。”卓别林说：“要为自由而战。”在至暗的时刻，丘吉尔唤起了英国民众“永不屈服”的决心。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让自由之声响彻……”这些演说，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