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内卷浪潮下如何做个逍遥仙儿──石一枫《逍遥仙儿》新书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办。作家张悦然、评论家刘秀娟、北京四中教师吴丹丹与石一枫围绕《逍遥仙儿》解读当代教育现状，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近23万人次通过直播平台观看，引发广泛关注。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入魂枪》《心灵外史》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奖项。

　　这是一个被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赢在起跑线上”和“美好的童年”，二者孰轻孰重？如何才能回归育人的本心？是否应该返璞归真，活成“逍遥仙儿”的理想状态？《逍遥仙儿》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征途，呈现出各家的欢喜哀愁，勾连出当下社会众生相。

　　母亲的全部精力

　　都用在了孩子身上

　　作为“80后”，我应该算是最后一代比较“放养”的孩子。小时候上的是一般小学，老师的主要任务不是让我们进步，而是让我们不犯错误、平平安安就行了。我没上过什么补习班，没有各种极度焦虑的情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放了学满院子疯跑、撒野，跟家长斗智斗勇。

　　能考上北京大学，我觉得自己占了两个便宜：一个是北京的孩子考北京大学比其他地方的孩子容易多了。我大学本科报到的时候，发现同宿舍山东的、浙江的同学都差不多比我高出100分。还有一个原因，我属于极度偏科。我小时候碰到过不少极度偏科的同学，我家附近有个地方叫高能物理研究所，我上初中时有一个同学，是那个研究所的子弟，他爸是科学家，研究对撞机的。我是语文、历史不用学，他是数理化不用学。我天天学数理化，跟他比也差很多；他天天念语文，也不如我。后来他也上了北大，在学校里第一次碰面，他说你是中文系的吗？我说你是物理系的吧？我们都猜对了。

　　卷不卷，痛苦不痛苦，有时候真的在于你是自愿还是被胁迫。过去北京有一句粗话，叫“吃屎都掐尖儿”，就是形容这个人争强好胜。所以只要是自愿，干什么事都会高兴。

　　带孩子这件事，基本上会让一位母亲投入五六年甚至十几二十年，全部都是孩子，其他什么事也不顾了。孩子的健康、生活就不用说了，教育，牵扯到母亲几乎全部的精力。甚至于，作为一位母亲，成功或不成功，就看你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

　　我是孩子的爸，虽然爸爸一般都是说风凉话，或者看热闹的那种，但总得参与。刚开始带着我们家孩子上各种班的时候，孩子只有两三岁，班经常倒闭，孩子妈妈去报另外一个班，我就等着退钱。我记得有一个在商场里办的班倒闭了，一个人抱着什么东西跑出来。我以为他是经理，拦住之后才闹明白，原来他也是家长，懒得退钱，把电脑给抱走了。我觉得很神奇，我就想，将来有可能会写一个跟小朋友教育有关的小说。

　　在卷得很厉害的姿态里放松一下

　　也是能让人欣慰、愉悦的事

　　我找到了一个既有价值，自己又特别熟悉的题材。这是生活赐予一个作家的经历，有了这样的经历，写出了这样的小说，是一种幸运。在《逍遥仙儿》中，随着日益狂热的“鸡娃”浪潮，“双减”政策一朝施行，校外培训班、课外辅导班纷纷关闭。“牛小”的家长们打起“地下战争”，三个家庭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位观察者，他的身份是纪录片导演，是一个拿着摄像机的人。他在记录，用他的视角引导大家看一部关于教育的影片或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两位女性，两位母亲──王大莲与苏雅纹。她们的人生截然不同，但是教育这件事，恰恰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走同样的路，追求同样的东西，上同样的辅导班，请同样的老师，她们一定要把自己和孩子按在一个模子里。可能开始我对苏雅纹有一种淡淡的嘲讽，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也会理解这样一位女性，理解她的生活态度。

　　我想在书中表达的一点是：人有很多的向度，经济向度、文化向度、性别向度……过去被我们忽视的向度，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火药桶。比如经济向度，搁在改革开放之前，谁家穷点儿、谁家富点儿，都无所谓，相对来说还是一样过日子。但是现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变成了一个敏感的火药桶。人在各种向度之间游走，像是在地雷阵中穿梭。写着写着我就觉得，我们这代人都到了为人父母的年龄了，怎么活得越来越难了？

　　一般来说，小说是要解决问题的，但为什么《红楼梦》高级，就是因为它探寻的问题是无解的，就连贾宝玉到底跟谁结的婚我们都不知道。这种矛盾在现代小说中时有出现，因为现代小说强调追寻，可能提出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所谓小说技术，更多地体现在这个层面。

　　《逍遥仙儿》的解决方式是，我们暂时跳出来，或者以某种意义上的失败告终：苏雅纹的“鸡娃”道路未遂；王大莲想变成一个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都备受尊敬的人，未遂；包括男主人公，想摆脱空虚和无聊，也未遂……生活总是处在失望和未遂的状态下，我觉得倒是比较通透。不过，写到孩子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比较软，愿意把他们写得比较幸福。小说的结尾，落在一个让人感到慰藉的地方，人和人最终会找到相同的部分，彼此认同，彼此谅解，在经历了自我体认、自我确证的挣扎之后，发现了返璞归真的温情。如何做个逍遥仙儿？在书里可能没有答案，但看完之后，至少可以让我们在卷得很厉害的姿态里稍微放松一下，这也是一件让人欣慰、愉悦的事。

　　文学不是励志格言，也不是警示语言，很难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但文学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书写了生命的过程，它让我们思考，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坚持平民视角

　　每部作品都要突破自己

　　这些年我写过几部小说，一直坚持平民视角，好像没有变化的余地。因为如果把平民视角换成所谓的“贵族视角”，人家也不需要我们啊，而这种相对平民的视角，我觉得是一种文学的骨气，该有这种骨气，该有就有。

　　我的状态也不一定对，可能是我的思想境界不够高，我觉得我就是在不断地退守。那些宏大的词汇，或者特别现代的、新鲜的词汇都不可靠，不能解决我们真实的问题。最后退守到把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或者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曾经相信的那些东西都剥离出去，只剩下“人性本善”。我甚至觉得，在道德观念上不断退守，是为了退回到我们真能守住的底线。这种代表底线的词汇都极其简单，和知识分子受到的教育没有关系，就是最简单的操守──同情心、同理心、诚信、言之有物、仁义、不骗人、尊重女性，这就是最基本的道德。

　　关于小说的可读性，我对自己有一个基本要求──现在大伙儿都挺忙的，人家已经抽出时间看你的书了，你再折磨人家，这就不道德了。这就跟听相声似的，我们买了票，台上的演员却没能逗笑我们，那他就不是称职的相声演员。反过来说，如果过于强调可读性，又会导致不能表达更深层的、更微妙的东西。以前有日本作家评论中国文学，说中国作家的作品看起来太顺，而日本文学可能是“疙里疙瘩的”，好像更有内涵。但是我们这种顺畅的、高度照顾读者的写法，可能更适合表现某些现实问题。

　　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要突破自己，选材的拓宽、角度的转变、语调的调整，可能都会有些变化。或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状态，有时候会像顿悟一样，突然文风大变，有的情况是一点一点地渐变。我现在的作品和我十年之前的作品相比变化就特别大，但每一部作品之间没有突变，我可能属于那种渐进性的变化。我喜欢写跟现实生活相关的小说，《逍遥仙儿》反映了我一贯的创作追求：从最新鲜的生活中、最贴近日常生活的地方找到创作资源，然后从我们身边最新发生的事情里面总结出一点点小心得，一点点小想法。如果这个想法是独特的，是有新意的，那么我觉得，这篇小说就没有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