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很少知道，自己喝的水竟然来自1260公里外的汉水──汉水犹如一根粗壮的血管，将养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千公里之外。袁凌称，汉水哺育了北京、 天津、河北、河南四地，共约6000万人口。实际又何止这些？如果算上汉水流域，上游有西安和关中，下游与长江交汇处有武汉，沿线中小城市一大把，哺育人口轻松过亿。

　　汉水，在武汉这边常称之为汉江，似乎唯此才能与长江相提并论。袁凌称之为汉水，相较于汉江之谓，汉水似乎更显历史的厚重。这种厚重不仅跨越历史的漫漫时空，还承载起沿线无数以此水为生的人们的命运与周折。他们自出生以来便与这条水系为伴，随着这条水系被寄望于引汉济渭、鄂北调水、南水北调等多项宏大历史使命后，他们的命运常常也会随之蜿蜒曲折。然而，再如何蜿蜒曲折也很难剪断他们与这条水系的血脉渊源。从丹江口水库蓄水再到后来多次调水，无数人被迁往外地，但总会有很多人辗转回到了故乡，哪怕昔日的村庄被江水吞没，依旧栖水而居，努力在水边谋些生计。

　　非虚构写作也是行走的文字。为写这本书，袁凌前后历经八年，“走访了汉江沿线的水坝、移民、风物、纤夫、船工、渔夫、污水处理厂、老街和居民，了解它的过往和现在，繁华与寂寞，抚慰与疼痛，从汇入长江的终点直到源头，触碰它的躯体和灵魂”。八年来，袁凌采访的汉水沿线许多不太为人注意的个体，他们同时也是底层人物、边缘人物，他们的命运不仅仅与汉水紧密相连，还构成整个汉水的宏大历史叙事。

　　汉水在我国大江大河中仅列第十，排名并不靠前。虽然没有母亲河黄河那样的显赫，没有长江那样的举世瞩目，但汉水却一次次肩负着沉重的历史期望，穿山越岭，滋润着关中与西安、鄂北乃至京津等大片干旱缺水地区。据统计，“三项调水工程相加，汉水在丹江口水库坝上每年被调走的水量总计近110亿立方米，接近入库水量的三分之一，至于远期更是达到40%”。当大量水源像被一根巨大的吸管吸走后，原本并不缺水的汉水出现了罕见的枯水期，甚至是干旱期，沿线一些城市面临守着汉水没水喝的怪现象。

　　“受‘厄尔尼诺’等天气现象影响，汉江流域水量从1991年发生突变，由20世纪80年代持续的丰水期转入枯水，水量下降明显，到2005年径流量减少了接近30%”。为弥补汉水中下游水源不足，引江济汉工程于2014年通水。

　　汉水越是被寄予厚望，沿线人们的命运越可能因这些“厚望”而扑朔迷离。移民是袁凌书写的重要对象。读这些文字，有时又像是跟着贾章柯的《三峡好人》，重返库区的移民地。汉水的蓄水调水史其实也是一部移民史。水娃子一家的移民经历显然更具代表性。“1968年丹江口水库蓄水时，水娃子一家被纳入移包范围，搬迁到长江南岸的嘉鱼县，离老家有一千多里地，地势低洼，涝灾很厉害”，“待了几年，水娃子没法习惯异乡的生活，携家小‘跑’了回来”，“他回忆当时跑回来的人达到90%”。许多移民对于新地方没有归属感，很难融入当地生活，于是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移民和回流移民。无论哪种身份，均无法摆脱漂泊的努力挣扎。水娃子一家费尽周折最终又重新落了户，也盖起了两层楼房，“以为能够从此安居，谁知道住了十来年，再次赶上南水北调移民搬迁”。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没人能预见已不堪重负的汉水未来还会不会被寄予更新的历史期望，唯一可以断定的是，汉水的每次蜕变，均会像袁凌笔下书写的那些文字，聚焦的那些个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史的灰尘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对于汉水人而言，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