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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7月2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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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森 我为电影痴迷忧愁(图)
文 张一然
陈德森 1958年出生,香港导演,主要电影作品《晚9朝5》《神偷谍影》《童梦奇缘》《十月围城》《一个人的武林》《征途》等。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中国电影华表奖。
陈德森 著 《把悲伤留给电影》

  印 象

  亲历港片黄金年代

  满腔大爱回报社会

  香港自由行开通后,“跟着港片游香港”一度成了热门游玩线路。旺角、庙街、铜锣湾、尖沙咀、半山扶梯……香港虽不大,香港的导演们却能一直让这些景观在影片里摇曳生姿。这是一种真爱,就像陈德森导演经常会在朋友圈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这个家……真的很美!”

  陈德森的人生亦很美。他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社会给我拍戏赚钱的机会,而我又能回馈给社会。”他的奕奕神采,他的眉梢笑颜,皆缘于他在行善传爱。

  以前过生日,朋友们送红酒、雪茄、威士忌。问他喜欢吗?他笑说当然喜欢。而近年来,他开始在自己生日的前后回报社会,邀请100位独居老人欢聚,“100人加起来有七八千岁了,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我自己收获的那种快乐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春节则是另一番吉祥景况,他联合一众好友为独居老人送礼物、发红包。六十多岁的他在诸多老人身边,俨然一个“青春小哥哥”。这也是他最舒心的时刻。

  浸淫电影行业50年,陈德森是港片“黄金年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近日,他出版了《把悲伤留给电影》一书,向观众讲述自己电影人生的苦与乐,想唤起大家向善、孝老、求实、省身的正能量。构思这本书时,他回想当年:为什么那么想进电影圈,大概是年少时为了逃避家庭及父亲;入行后拼命往前奔,也是为了证明给父亲看。但当自己的事业渐入佳境,父亲却去世了,不得不说是他最大的遗憾。他想借着此书告诉大家:“子欲养而亲不待,能孝老就多孝顺一点,千万别像我!”

  同时,这本书的所有收入都将捐献给大凉山儿童之家。前一阵子,他重登大凉山,山路陡峭,难挡他志,天气恶劣,难阻他心。车的后备厢塞满了他带给孩子们的礼物,一路开进平均海拔2000米的美姑县儿童之家。他去探食堂、看教室、做家访……在漫山的野花中,陈德森找到了一条行善之路。他拜托笔者在文章中“一定要写一写大凉山的孩子们,期待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他们,能够为他们伸出援手”。

  18岁给成龙当助理

  但始终不忘导演梦

  问:您最早喜欢上电影是什么时候?

  陈德森:我的童年不是很快乐。我家住在九龙,因为从小不爱读书,常被记大过,成绩单也不够漂亮,回到家怕挨打,就躲去学校旁边的国际戏院看电影。下午放学的那个时间段,票价相对便宜。电影让我快乐忘忧,带着我一次次逃离现实。看完电影,出门买点吃的,一边吃一边想起晚上可能要被大人打,就安慰自己,没关系,我刚刚还开心了一个半小时。倏忽间惊觉,长大后,我是否可以做些令人开心的影像?就是这样,我开启了与导演这个职业的缘分。

  问:您念高中时就当了临时演员,又做编剧,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陈德森:最早我在丽的电视台电视剧编剧组,全组人一起拼斗,可以为了一个节目的收视率24小时待命,直到创作完成。这些加班都是自发的。我们每个月还会组织一次联谊活动,分享这个月的创作心得。也会办一些搞笑的评选,比如“三最”──最猥琐编剧、最丑陋编剧、最体弱多病编剧。有一次我们颁发了“文采奖”给文隽,因为他把我们所有编剧的名字变成了气质相符的商业品牌名称,如江龙饭店、丹瑞眼镜、文隽书局、华标跌打和立人幼儿园,我的名字就是德森木材……这种有爱的创作气氛,真的令人怀念。

  问:上世纪70年代末您担任了成龙的助理,是香港第一次出现艺人助理这个职业,本来非常令人羡慕,却仍要“出走”做导演,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德森:那时候成龙22岁,我18岁,跟着他的日子天天都吃好喝好,他待我犹如亲弟弟,投资人为了推荐自家剧本更是对我亲近有加。那会儿就一个字,“飘”。但我始终记得自己是来学做导演的。21岁那年,我吞吞吐吐地对大哥如实相告。大哥没说话,但他的表情好像在说“就凭你”?虽然他有些不快,但还是推荐我到一部戏中去做场记,后来我拍《特务迷城》时,他又主动来做男主角。

  现实生活中受到的讥讽

  往往会成为我电影里的台词

  问:听说您年轻时跟过很多导演,但也因此被人讥笑?

  陈德森: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副导演的,那时候有点像师徒制,一部电影成功了,导演或监制便会提拔长期跟在自己身边的后辈。因为这个原因,大家往往会专心为同一个导演或监制长期工作。可能我比较缺乏耐心,又比较好学,没有只跟一个剧组或导演,总希望能汲取更多不同导演的风格和经验。我跟过的导演有章国明、泰迪罗宾、黄志强、程小东、徐克等。几年过去,我仍是副导演,但身边不少电影工作者朋友都已经由副导演变成了导演。

  问:那您觉得失落吗?

  陈德森: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聚会,一名与我同期出道的副导演已跻身导演行列了,拍了一部颇为卖座的影片。他当着大伙儿的面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东家做一下,西家做一下,常常漂浮不定,这样下去是很难成功的!我可以帮你一把,如果你认真听取我的指示,我便向公司提出,让你拍一部低成本电影。”他的语气和表情都带着讽刺,又像是等着我去求他。但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还未学够,不急着当导演,谢谢你的好意。”他喝了两口啤酒,不屑地指着我,大声对在场的人说:“我隆重地向大家介绍,这位末代的最后一个副导演──陈德森!”接下来,大家发出既怜悯又带点同情的笑声。那一晚在座的二十多人,如今只剩下三位仍然活跃于电影行业。有时候,在现实生活里听到比较难堪的话,往往会成为我日后电影里的台词。今天重提这件旧事,并不是要借机侮辱任何人,只是感恩我现在小小的成就,虽然来得比他们晚,却让我更懂得珍惜。

  问:1994年的电影《晚9朝5》是您的成名作,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来的?

  陈德森:在《晚9朝5》之前,我连续拍了两部有明星助阵的电影,《我老婆唔系人》和《情人知己》,我的焦虑症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在《把悲伤留给电影》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了拍摄这两部电影的曲折过程。那时发生的种种问题让我情绪低落,甚至思考日后是否还要当导演。后来,陈可辛导演拜托我为他执导的新片《晚9朝5》搜集素材。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喜欢在夜店流连、对前途感到迷惘的年轻人的故事。我找到一些这类年轻人,但专访过程中出了问题,陈可辛导演向来滴酒不沾,更没有泡酒吧的习惯,不太懂得该怎么跟这类年轻人交流,弄得现场气氛好像是在招聘面试。我提议大家喝点酒,放松情绪,有些氛围再进入话题。结果,在十多天的访谈里,陈可辛导演一直默默坐在一旁,都是由我和编剧来发问。后来有一天,陈可辛导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看过你之前的电影,你说故事有一套,目前最需要一个了解你强项并帮助你发挥长处的监制!”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又说,“别想了,我们合作吧!”

  问:看似偶然,其实却是因为您具备了得到机会的能力。

  陈德森:拍摄过程中陈可辛导演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出名了,就要掌控一切,我有百分之百的主导权。《晚9朝5》最终票房超过1000万港元,被选为当年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之一。颁奖典礼当日,负责颁奖的林岭东导演看着得意忘形的我,悄悄对我说:“这部电影的爆发性成功只是一个开始,但你已经飘飘然双脚离地了,我的第一部电影也遇到过你现在的情况,所以,我想把你从空中拉回地面!”我非常感谢陈可辛导演找我来拍这部电影,也要多谢林岭东导演,他语重心长的提醒,让我重新脚踏实地。

  希望继续拍电影

  释放更多正能量

  问:在您执导的电影中,《童梦奇缘》是非常特别的一部,能否谈谈这部电影的创作经过?

  陈德森:因为家庭的缘故和我对父亲的情结,我一直想拍一部反映亲情的电影。那时寰亚电影公司的总经理约我见面,说刘德华与公司有一部电影合约,但迟迟未能找到合适的剧本,希望我准备一些题材,与刘德华见面聊聊。华仔是我一直很想合作的演员,我便与公司负责人一起到片场探班。趁着剧组放夜宵的时间,我连着向刘德华说了两部动作电影的故事,他听罢无精打采地伸了个懒腰,打着呵欠说:“我拍了超过100部电影,拍过无数动作电影,对动作电影实在有点厌倦,你回去想一想,有没有一些非动作又特别一点的题材?”说完他便起身要走,我突然冒出一句:“我有一个关于父子亲情的奇幻故事,暂时取名叫《童梦》……讲的是我和父亲的矛盾,直到父亲离世后,我才明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受。”我和刘德华都静止了十几秒,然后他笑着说:“我们就拍这个电影吧。”后来,我从寰亚电影公司的同事口中得知,那段时间刘德华的父亲得了重病,可他总是太忙而未能经常陪伴父亲。所以当日对我说的那一句“子欲养而亲不待”特别动容。

  问:您觉得《童梦奇缘》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陈德森:记得刘德华知道我们的制作费非常紧张,便自掏腰包加强演员阵容,这也是我那么多年来一直都很尊重华仔的原因。这部电影在香港取得了2000万港元票房的好成绩,成为该年度票房排名第二位的香港电影。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通过朋友找到我,说他从小便憎恨父亲,仇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后来加重变成狂躁症。他在参加一个助人解决心结的团体课程时,偶然看了《童梦奇缘》,之后开始反思、顿悟、释怀。这件事情让我更加坚定未来的创作方向,就是一定要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

  问:您还想拍哪类电影,展现怎样的正能量?

  陈德森:我希望能够拍摄不同类型的电影,比如主旋律影片,根据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真实大事件创作的故事。另外,我感觉现在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哭越来越容易,笑越来越难,所以我想拍喜剧片,希望大家能够真实地笑一笑。虽然我不太懂爱情,但我还是很想拍爱情片。

  陈德森自述

  分享生命中的悲愁欢喜 

  做慈善是后半生的目标

  能够出版《把悲伤留给电影》这本书,我很感恩,但为什么要取一个悲伤的名字,这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有过两段严重的抑郁症,在拍摄现场面对过三次死亡,体会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悲离。

  拍《十月围城》,艰难寻资筹备近十年,开机后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走出来的过程有很多故事,我毫无保留地写在了《把悲伤留给电影》里。那时我无法继续工作,回到香港修养。我大姐特地从澳洲赶回来探望我。她非常惶恐,把看到的一切写了下来:“我看到你早晨7点起床,站在阳台看着对面的山坡一言不发,几分钟后返回房间继续昏睡。数小时后,你坐到了餐桌前,菲佣拿着水果、麦片给你吃,而你举起叉子向餐桌叉着,叉一下便往嘴里送一下,叉的、吃的都是空气……”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吃那些抗抑郁的药了。《十月围城》港方剧组的工作人员传短信给我说:“如果你决心不回剧组,我们也决定跟你共同进退。”事情变得更严重了,如果因为我的问题令一部分重要的工作人员撤离,后果不堪设想。几经深思,我回复说:“我已经看医生了,暂且没事,并将于两天内回到剧组,大家都不能走!”

  当我知道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到后来懂得了治愈方法,我有一个顿悟,那就是我发现自己前半生进入电影行业后,生命里便仿佛只有电影,能够成功固然高兴,但如果失败了,我便像是失去了一切,世界末日来临。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决定在我的后半生寻找新的人生目标,让自己轻松和快乐。这个人生目标就是“行善”。

  这几年我见过很多抑郁症患者,很多人经历一两件事就会想不开。我告诉他们,我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我都扛过来了,你也可以扛过来,没问题!我也会努力做慈善筹钱,包括自己在电影上的收入,都会拿出一部分捐给有需要的人。像这本《把悲伤留给电影》的收入,就是捐给了大凉山一个儿童之家,用来扩建宿舍。

  这一生,我除了一些电影作品让大家认同、获得了一些奖项之外,能协助成立“榕光社长者服务中心”及“慈善安老院”应该也是最让我开心的事!展望有生之年,我想在香港建立一所“文化及演艺界慈善养老院”,让年长且无依无靠的演艺界人士居住。我未来所有的作品,必须充满正能量,让观众离开电影院的那一刻,心情是开朗的,且更会相信──明天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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