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老年群体情感的现实题材作品《我爱你！》是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导演韩延与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叶童四位主演亮相开幕式，用各种手势比出爱心形状，组成了一道温暖的风景线。随后，韩延携手四位主演来到由上海国际电影节和央视频联手打造的“金爵会客厅”，回顾了这一次充满温情的创作历程。

　　韩延导演有一个特别之处──他之前的《滚蛋吧！肿瘤君》《动物世界》等电影均改编自漫画。这次由联瑞（上海）影业等机构出品的电影《我爱你！》也是改编自姜草的原创同名漫画，讲述了两对老人在人生后半程真挚的爱情故事。

　　著名导演黄建新对这部电影有颇多共鸣：“千家万户每个独生子女都要面对上一代人，所以《我爱你！》跟我们每个人都有联系。”为这部电影创作主题歌的李健也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关于爱，关于如何在漫长生活中学会爱，尤其关于如何在困境中爱。我们看得懂，看得见，看得感动。”该片将于6月21日全国公映。

　　是不是身体衰老了

　　就没机会谈爱情了？

　　从《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到新片《我爱你！》，韩延导演持续探讨生命、疾病、爱与死亡的话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大概四五年前，我就想过要做老年题材，因此一直在生活中观察、搜集相关素材。”韩延说，拍完《送你一朵小红花》，制片方告诉他买了一个漫画版权，是关于老年人的。看过作品后，韩延觉得可以把自己搜集到的素材融合进去，表达出来，“漫画讲的是老年人的爱情，我想探讨、表达的也是这个──当人的身体衰老了，是不是精神也会老去，再没机会谈爱情或感情了？”

　　剧本创作阶段，韩延确定了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三位主演。“我曾在公园观察过一个开碰碰车的老人，觉得这样的形象也许只有惠英红老师能演出来；大红哥本身的形象跟我观察到的北医三院每天喝二锅头的老先生很像。家辉哥也是，写剧本时我就想到了他，写到两个人离世的一场戏，我脑子里想到的家辉哥的表演，跟他后来拍摄时呈现的表演完全一致，浑然天成，毫无修饰感。”唯有叶童饰演的角色，韩延一直没想好选谁。梁家辉推荐叶童后，韩延茅塞顿开，觉得“太合适了”！

　　开机之前，韩延带着四位艺术家排练了20天。“这是我对电影拍摄的一种尊重，也是他们开始融合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特别感谢四位艺术家能够同意拿出时间来一起排练。”四位实力派演员的加盟，让《我爱你！》得以完美呈现──在戏里，他们一对是历经磨难的晚年情侣，一对是相濡以沫的老夫老妻；在戏外，他们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让合作更为顺畅。谈到拍摄难点，韩延说：“需要很多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来帮我理解剧情和角色。好在我这些年一直在观察生活，积累素材，所以还有一些基础。”

　　在影片中，倪大红演绎了一位躁动率真的老人，将无惧年龄主动追爱的勇敢展现得淋漓尽致；惠英红挑战主演爱情戏，精准拿捏沉浸在爱情甜蜜中的羞涩悸动；梁家辉塑造了一位对病妻不离不弃的普通人形象，眼神动作间尽显小人物的平凡与不平淡；叶童则生动呈现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太太时而病态时而清醒的混乱，诠释出内心的迷失与痛苦。

　　《我爱你！》提供了一个关于衰老后还能否去爱的答案。韩延认为，中国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如何让老年人度过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电影工作者需要为观众呈现生活中的爱与担当，社会也需要这样关切现实、直面人生的作品。“拍完这部电影，我对衰老这件事有了那么一点释怀，如果我也能像大红哥饰演的常为戒那样洒脱勇敢，衰老就没什么可怕。”

　　保持对市场的敏锐

　　把电影中每个细节熨平

　　韩延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上初中时偶然在当地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电影导演的技术与艺术》，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回忆说：“那本书里有很多我当时看不懂的知识，灯位图、调度技巧、拍摄景别……让我觉得做导演应该懂很多东西。”

　　2002年，韩延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导演专业。大学时他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情片《五好差一好》，被评为2002年度“最受欢迎的八部大学生电影”之一。他的毕业作品《套子》获法国电影同盟短片大赛金奖，并入围第59届戛纳电影节展映单元。去戛纳参展时，他看了很多艺术片，感觉沉闷得不行，然后看了《汉江怪物》。“没有任何字幕，但所有的东西都看懂了。我们那时所谓的科班，基本上是在学怎么表达自己，说白了就是怎么拍艺术片。我们从来没学过怎么拍商业片，怎么去面对市场。其实大部分观众会把电影作为一个娱乐产品，哪怕是一部商业烂片，肯定也有我们应该借鉴的东西。从戛纳回来以后，我决定去了解各种技术，拍广告、拍MV、拍动作戏、拍追车，从零开始学。”

　　圈内非常著名的制片人江志强先生是韩延的伯乐，他支持韩延拍摄电影《第一次》，并告诉他：“好导演要时刻保持警醒和勤奋，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所有人都可以是导演的老师。拍医学题材，医生是你的老师；拍历史题材，历史学家是你的老师；拍物理题材，物理学家是你的老师。所以导演是这个世界上最牛不起来的职业，不存在权威。”

　　可惜《第一次》票房失利，韩延反思自己拍电影没有感觉，缺少章法，但总觉得还有希望，骨子里没想过放弃。“我也担忧如果一直这样，到40岁还一事无成，对父母、家人的负疚感会很强，所以我就更努力地去寻找创作方向。”

　　三年后，他收到《滚蛋吧！肿瘤君》的剧本，看完后号啕大哭，漫画师熊顿抗击癌症病魔的故事让他动容。“熊顿只比我大一点点，当时我觉得我其实离疾病很近，开始恐惧死亡，因此这部电影我非拍不可，而且要迫不及待地拍出来与观众分享。”遗憾的是，不久后熊顿去世，没赶上电影首映。《滚蛋吧！肿瘤君》票房超过5亿元，并在2015年入围角逐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通过这部电影，熊顿短暂的生命成为光影的永恒。

　　这时韩延看到日本漫画《赌博默示录》，觉得和自己想表达的内容非常契合。“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很像这个世界，这是我一直想拍的电影。从精神层面来讲，人之所以高级，在于我们存在文明体系，有道德约束，做人要守住这个底线。”他将这部漫画改编为电影《动物世界》，影片呈现黑暗系质感，用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在极致环境下深剖人性，又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将爱情延续到人生尽头

　　用电影的方式给出答案

　　作为新一代导演，韩延对这个职业有独到的理解：“专业的精神需要淬炼，导演的了不起应该全部放在作品里面，而不是放在身份上。导演需要汇总每个部门对于创作的想法，因此要有一个好心态。导演心中电影最大，不论用什么方式，都要把电影中的每个细节熨平，展现出来。”

　　2020年，韩延执导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仍然聚焦生命、病痛，他说：“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经常谈论梦想，觉得实现梦想特别不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突然发现，最不容易的其实是生活本身。我每天走出门，看到的都是为了生活用尽浑身解数的人们。健康的人尚且不易，生病的人就更难了。当我自己有了孩子，每次孩子生病，我会更理解疾病对家庭每个成员的心理折磨有多大。”他将这个故事的半径扩大到家庭及大众，主角韦一航在最好的年纪遇到最糟糕的疾病，乐观的“抗癌少女”马小远替韦一航打开了一扇门，让他逐渐体会到，自己拥有的并不比别人少，开始积极面对人生，更深刻地领悟出生命的真谛──好好活着，就应该拥有一朵小红花。

　　由韩延担任监制的电影《人生大事》，同样也呈现了他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我对生老病死这类主题特别敏感，一般的人生大事都是好事，什么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但也有一句话说，所有受的伤在生死面前都是擦伤。人生除死无大事，但我们也要当成正常的事去看。我认为对生死的关怀是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一个终极课题，是最基本的戏剧需求，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创作。当然，但凡是探讨生死，都会带出珍惜当下这个主题。”

　　而在最新这部《我爱你！》中，韩延将爱情延续到人生尽头，说出了一个道理──或许老年人的爱情比年轻人的爱情更有价值。“如今我开始恐惧衰老，心里总处于恐慌状态。我觉得我是把自己所恐惧的东西，都用创作的方式来解答和化解了。”这几年，韩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世界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亲密的人之间、疏远的人之间，究竟应该怎样共处？如今他有了答案：“我愿意相信身边永远有人默默地爱着你，不管他认不认识你、跟你有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也要学会默默地爱身边的人，这个爱是广义的爱，也是我所理解的世界运转的方式。”

　　韩延说，希望观众在去电影院看《我爱你！》的时候，感受到我们所有主创人员的真诚，也希望倪大红老师饰演的常为戒能够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和年轻人──无关年纪，把握当下，用力去活，奋力去爱！

　　对话韩延

　　创作者应该在 

　　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

　　记者：您的作品大部分都在展现人间温情，是否考虑过尝试其他类型的电影，比如科幻、武侠或者战争片？

　　韩延：我之前也觉得，我这部拍了一个现实主义题材，下一部就可以去拍个科幻故事，再下部拍武侠，这才是多元化的创作。好像觉得我不停地更换类型，更换所谓的赛道，才是我的探索精神的体现，才是艺术上的创新。但这几年我反而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缺少的就是，创作者应该在一个自己有经验的领域、擅长的领域去深耕。比如说，我现在去拍一个科幻，我自己会觉得所有带给我创作上的挑战都很新鲜，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但是，几年前郭帆导演拍《流浪地球》时都已经做过了。我现在的新鲜，可能就是郭帆导演以前走的弯路，我又走了一遍。我只是在满足自己对于多元化创作的好奇心或者一己私利，相对来讲，这是比较自私的创作。所以我觉得，如何在这种比较偏自我的创作之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把这个题材拓展下去，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比如这部老年题材的《我爱你！》，可能对我来说，恰恰是一次多元化的改变和探索。

　　记者：现在的观众可能变得越来越挑剔，要求越来越高，您作为导演如何应对这种现象？

　　韩延：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感受非常深刻，现在真的不是靠一两个噱头，就可以把观众骗进影院的时代了。也许原来我们用宣传的手段、新颖的方式、热闹的花招来营销，起码可以把第一拨观众骗进去，当然他们看完电影之后会很失望、很气愤。可能这种事我们做了太多次，观众慢慢不信任我们了。观众成长了，我们一些创作者的信誉破产了。我们作为创作者应该反思，营销、发行的手段是电影公司要考虑的事，创作者还是应该回到电影本体上。我们不能怪观众挑剔，甚至我们还应该呼吁和期盼观众越来越成熟，同时反思我们在创作上是不是放松了自我。包括我在拍戏时也会想，如果是五年前，这条我就喊过了，但现在观众这么挑剔，我们得再试几次，看能不能更好。我们不要那么清高，觉得考虑了观众就会远离艺术，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就是因为有观众，如果没有观众，演员当然还可以在舞台上表演，但那不是戏剧。

　　记者：您本人这几年的状态、心态跟以前比有哪些变化？

　　韩延：这几年我看电影少了，看书也少了，更多是去街上看人、看生活，跟身边的人聊天，关注他们的状态。我也在网上看一些短视频，看一些快递员、送餐员或者医生拍的自己每天的生活。我每天花很多时间看他们，感觉好像新媒体给我带来了一帮新朋友，把我的整个社交圈打开了。再有就是，人工智能离我们越来越近，最近很多人给我发相关的东西，都在谈忧虑，但我其实没什么想法，而且我也想不明白这些，至少现在对我并没有太多影响吧。

　　记者：您参加过很多国际电影节，在票房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您觉得中国电影如何与国际接轨？

　　韩延：我觉得就像多元化创作的陷阱一样，中国电影被国际上认可也存在一个陷阱。不能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也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这才是我们为什么反复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