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有一种“狞厉之美”，承载这种美的，是器身上的神秘纹饰。正是这些复杂精深的纹饰，刻画出青铜器时代人们对于神明的想象、对于权力的渴望以及美学追求和精神力量。

　　● 青铜之道重释“中国”

　　青铜因其璀璨夺目的光彩又被称为“吉金”。青铜器在刚刚铸造出来的时候，曾闪烁着耀眼的光芒。1933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上康村铜器窖藏的函皇父鼎，由于埋藏环境较好，历经千年仍保持着最初的模样，外壁绝大部分还是灿烂的金黄色。

　　不过对于更多青铜器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千年岁月的侵蚀，铜锈爬满了全身。历史给青铜器蒙上一层厚重的神秘色彩，远离如今的社会生活，再加之时代变迁、文明演变，青铜器上那种对野蛮神话传说、残暴战争故事的美学魅力展示，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史记·封禅书》中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史书记载的青铜器起于夏朝，而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青铜鼎、青铜爵和青铜斝都来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些青铜礼器的始祖拉开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大幕。

　　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成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青铜器成为今人心中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即使锈迹斑斑，我们依旧可以从浩如烟海的青铜器群中，一窥历经数千年，独属于中国青铜时代的波澜壮阔。

　　● 构建夏商周审美文化

　　作为中国古代美术的重要载体，青铜器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堪比西方世界中的古希腊雕塑，只因岁月让这些美被锈迹掩盖，从而被今人所忽视。

　　坚固、璀璨且稀有的特性，使青铜超越其他材料成为制作礼器的首选，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从二里头时期到秦汉，青铜器的造型、纹饰愈加复杂华丽，它们借用美的力量强化其功能，铸造技术的进步使繁缛之美成为可能，同时对美的需求也在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商周时代，制作一件精美的青铜器要耗费工匠大量的心血，在这种情况下仍有无数匠人前赴后继，开创不同的风格，创作出一件又一件伟大的作品。

　　这种美学形式的追求实际上不局限于青铜器，根据考古发现可知，在夏商周三代，不同质料的器物上都在使用相似的装饰体系，但由于岁月侵蚀，如今能完整承载这些美学形式的只剩下青铜器，人们只能凭借青铜器重新构建夏商周三代的审美文化。

　　当你在博物馆中看到那些黑黢黢的、锈迹斑斑的青铜器时，你看到了什么？除了造型之美，就如古希腊、罗马雕像失去彩色，蜕变为石质的本白，青铜器带给人们的震撼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其上精美的繁复纹饰。

　　青铜器的造型、纹饰蕴含着古代中国的礼制、信仰、观念及审美取向。它们来源于更早的物质文化，如陶器、玉器等，而在青铜时代盛大开放，创造出中国独特的青铜文化。青铜器上的典型纹饰包括兽面、龙、凤鸟等，这些纹饰在青铜器开始使用的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而在青铜器消失后的岁月里，它们也继续存在，青铜器是它们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载体。而它们则经久不衰，茁壮地根植于中国人审美和精神世界中。

　　● 线条里的“中国样式”

　　书中选取了数十件商周时期装饰华丽的代表性青铜器，从纹饰的单元入手，通过描绘的方式客观真实地凸显了商周青铜器独特的装饰元素，再现了青铜器的纹饰之美。从图像的视角，清晰地表达了各种单元纹饰的细节，展示了华夏文明的一种“中国样式”。通过对单元图像的解读研究，科学地揭示和阐释了其文化涵义，在美学和科学研究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开亮君，名叫张开亮，“90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上班，在山西、新疆、青海、黑龙江等地做过考古发掘或调查工作。他喜欢古代艺术，曾用线条勾勒出青铜器上的纹样。

　　在这本书中，他精选了37件精美的青铜重器，用300多张线绘，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独特的“中国样式”。书中分为早商、晚商、西周、春秋战国四个时期，采用文物叠加纹样的形式，借助动漫的计算机描图形式，将原本晦涩难懂的复杂纹样清晰地勾勒出来，并大面积应用无色荧光油墨的特殊工艺，在纸本上达到“既可以呈现青铜器高清照片，又能呈现作者描摹勾勒出的纹饰，观者一目了然”的效果，在紫外光照射下，青铜器上的纹饰将被从锈迹中缓缓揭开，试图重新展现中国青铜器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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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岭方鼎──古老的巨鼎

　　鼎是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种器型，目前最古老的鼎是发现于河南新郑市裴李岗遗址的乳钉纹红陶鼎，距今已有7000—8000年。鼎最初被用来炊煮食物，在很多鼎的鼎底和鼎足上都有发现火烤的痕迹。早期的陶鼎均为圆形，以三足支撑，在鼎身下留出空间，将鼎置于灶上生火加热，鼎身便可以均匀受热。青铜时代的大鼎用于炊煮整肉，小鼎既可用于煮小块的肉，也可作为盛食用的餐具。

　　鼎的实用性使其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长盛不衰，成为最流行的炊煮器之一。随着祭祀文化的发展，鼎作为主要的炊器的同时，被用作盛装祭品的容器，因而也成为重要的祭祀礼器。在周代，祭祀的规格成了各贵族等级的重要体现，鼎的形制和数量也成了等级身份的象征。

　　杜岭方鼎，商代早期青铜炊煮器，1974年出土于河南省郑州市杜岭街。一号鼎通高1米，重86.4千克，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二号鼎通高87厘米，重约64.25千克，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院。重逾百斤的杜岭方鼎是中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巨鼎，同时也是绝品云集的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馆之宝之一。

　　在出土了杜岭方鼎的郑州市发现了一座商代早中期的都城，被命名为郑州商城。与后来安土重迁的王朝都城不同，“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商人的都城共迁移了13次，其中成汤建立商朝后迁都5次，郑州商城可能为其中的一次。郑州商城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城墙周长6960米，是商代仅次于殷墟的巨大城市。

　　杜岭方鼎的鼎身饰有一圈兽面纹组成的纹带，每个立面都有一个完整的兽面和两个以棱为轴的兽面半脸。这种以简练的纹带环绕一圈是商代早中期青铜器常见的装饰手法，线条简单又凌厉，直白地勾勒出彼时人们最质朴的情感。杜岭方鼎四只鼎足上也饰有简单的带状兽面，这种在鼎足根部装饰兽面的手法影响后世几千年，甚至在明清故宫内御花园的大香炉上依旧可以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