诫子书作为古代家训的一种形式，浓缩了彼时父亲们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处世做人智慧，多表现为父亲劝诫自己的孩子修身养性、治学做人、建功立业，饱含着父亲对孩子深沉的爱。

　　● “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

　　郑玄教子勤劳节俭

　　郑玄（127—200年），东汉末年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高密）人，他一生淡泊名利，曾推辞大司农的征拜，痴心于学术，以毕生的精力研究经学，创立了糅合今古文经学、集经学之大成的郑学。他以丰厚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操守赢得了后人的敬仰。

　　郑玄就一个儿子，叫郑益恩，曾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后来袁绍之子袁谭率军攻打北海，把孔融包围在都昌（今山东昌邑），情势危急，郑益恩率家兵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年仅27岁。

　　在这次事件之前，东汉建安元年（196），已经七十岁的郑玄，此时正身染重病，估计自己不久于人世，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诫子益恩书》，其中写道：“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城，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植，以娱朝夕。……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谕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与其他诫子书不同的是，郑玄和盘托出自己一生的求学经历和人生志向，表达了自己淡泊名利、一心追求学问的坚定志向，以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含蓄地向儿子传输了治学、为人的宝贵经验。信中他对儿子在道德和生活方面提出了要求，要求儿子“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希望儿子遵循君子之道，不断完善自己的德行，最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郑玄一生崇尚节俭，并身体力行，所以他要求儿子“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教育儿子不仅要注重勤劳，更要在吃穿上节用。他还希望儿子能够继承父业、继续学术研究。

　　正是有了郑玄的谆谆教导，以及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的人格风范，给儿子及后代子孙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郑益恩之所以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说明他的人品是一流的，因为在当时举孝廉十分重视人才的品德修养。

　　在郑益恩不幸殒身后，他的遗腹子郑小同，承继了郑玄的家学，郑小同的道德、学问皆为时人敬仰，三国时名士华歆称赞他：“少有令质，学综六经，行著乡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其所履。”郑玄的后人直到唐代仍以“家本儒林”为骄傲，唐大诗人白居易曾提到“郑玄家牛，触墙成八字”，以此赞誉郑家渊博的学术造诣。

　　● “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

　　徐勉给儿孙留下清白

　　徐勉（466—535年），南朝梁时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人。徐勉年少孤贫，节操清廉，笃志好学。梁朝建立后，拜中书侍郎，转尚书左丞。后迁太子詹事，辅佐太子萧统。再拜吏部尚书，负责官员铨选，累迁侍中、右仆射、中书令，治理朝政有方，被称为贤相。

　　徐勉一生虽然身居高位，但他清正廉洁，办事公正，严于律己。他的大部分俸禄都救济了贫困的亲朋好友，家里没有任何积蓄。曾经有好友劝他多为子孙后代留点钱，为他们置办一些产业。可徐勉却说，能够给子孙留下清白，比给他们留下财产更重要。如果子孙有才能、有德行，他们自己也会创下家业，并不需要给他们留下什么。如果子孙不能够成材，那么，即使给他们留下的是金山银山，也不够败坏的。

　　垂暮之年，徐勉郑重其事地给长子徐崧写了一篇《诫子书》：“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耳。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

　　徐勉敬仰前贤，遵奉前贤遗训，终生洁身不贪，并言传身教，为子孙树立了榜样。他告诫儿子，要把清白的名声留给自己的子孙，一样是丰厚的遗产。徐勉还告诫徐崧，大凡做长兄的，都非常不容易。为人行事要使内外协调一致，别人无闲话可说。一事当前，先考虑别人然后才是自己，这样才会受到尊重。在徐勉的教育下，他的子女后来都成了远近闻名的贤德之士。

　　徐勉清简尚义的精神为后世所推崇。宋孝宗时，尚书左仆射陈俊卿，一生清廉正直，年老时没有给子女留下金银财宝、高屋广厦，他也像徐勉一样，留下一纸《示二子》：“兴来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万卷书。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

　　● “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邵雍教子修善积德

　　邵雍（1012—1077年），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学家，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为官位所诱惑，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

　　邵雍十分注重对后辈德行的培养，提倡德才兼备、勤于修身。他老来得子，45岁时才有了儿子邵伯温，自然十分重视发挥父亲的教育责任。他专门写了诫子书给邵伯温：“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谓也；不善也者，凶之谓也。吉也者，目不观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口不道非礼之言，足不践非理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亲贤如就芝兰，避恶如畏蛇蝎……”

　　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胸怀宽广的大家，他对儿子的教育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引导孩子从小就看淡功名利禄，不慕荣华富贵，安于清贫，信守本分，坚守正道，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德才兼备之人。

　　邵雍强调人是分品位的：上等品位的人，不用教授就懂得善恶；中等品位的人，需要老师教授之后，才知道善恶；下等品位的人，即便老师教授了，也不知道善恶。所以，邵雍要求儿子恪守“交益友，不交损友”和“非善不交”的信条。

　　邵雍一贯坚持“是知善也者，吉之谓也；不善也者，凶之谓也”，意思是，知善行善的人，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吉祥；而那些不善的人，就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凶祸。所以他告诫子孙，一定要努力成为上品的圣贤人，而不要沦为下品的愚昧人。尤其要守规矩讲道德，必须做到“目不观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口不道非礼之言，足不践非礼之地”。邵雍常教导儿子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养成良好习惯，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水平。

　　在邵雍的教导下，邵伯温学识才干超群，学术著作等身，所著《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辩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等书影响很大。同时，邵伯温坚持操守、维护道德，不与朋党和宦官为伍。南宋名相赵鼎年轻时就曾跟从邵伯温学习，他为邵伯温写的墓志铭就提到，“以学识行起于元祐年间，以名节居处于绍圣年间，以言论受贬于崇宁年间”。邵伯温最终以学行、名节扬名天下，这与邵雍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 “俭以惜福，谦以全身”

　　李应升教子传承家学

　　李应升（1593—1626年），明代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及第，授南康推官，以清廉著称，素有“前林后李，清和无比”的赞誉。天启二年（1622）选考，授福建道御史。因上呈魏忠贤七十二大罪，天启五年被罢官归故里。天启六年三月，被东厂逮捕入狱。被捕之时，常州城聚集数万居民，为其鸣冤。

　　李应升入狱后，自知将不能活着出狱，所以特意给儿子李逊之写了一封遗书，也被称为诫子书：“吾直言贾祸，自分一死，以报朝廷，不复与汝相见，故书数言以告汝。汝长成之日，佩为韦弦，即吾不死之年也。汝生长官舍，祖父母拱璧视汝，内外亲戚，以贵公子待汝。衣鲜食甘，嗔喜任意，娇养既惯，不肯服布旧之衣，不肯食粗粝之食。若长而弗改，必至穷饿。此宜俭以惜福，一也。汝少所习见游宦赫奕，未见吾童生秀才时，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艰难支持之日也；又未见吾囚服被逮，及狱中幽囚痛楚之状也。汝不尝胆以思，岂复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势不可凌。此宜谦以全身，二也。……汝资性不钝，吾失于教训，读书已迟。汝念吾辛苦，励志勤学，倘有上进之日，即先归养。若上进无望，须做一读书秀才，将吾所存诸稿简籍，好好诠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苦生不得尽养。他日伺祖父母千百岁后，葬我于墓侧，不得远离。”

　　李应升在诫子书中共叮嘱儿子七件事：一是不能再当公子哥，要知道生活的艰难；二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谦虚谨慎；三是要孝顺祖父母和母亲；四是要持守好家业，不贪心不妄取；五是要照顾好妹妹；六是要努力勤学，整理家学，传承好家族的文脉；最后是嘱咐儿子，将来祖父母去世后要安葬在自己的坟墓旁边。

　　这篇诫子书没有讲大道理，都是从生活出发，娓娓道来，好像父亲和孩子谈心，读起来可以感受到一位父亲殷殷嘱托和拳拳厚望，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尤其是李应升注重家学的传承，专门交代儿子要整理好自己的著作，流传下去；并且要做孝子尽孝道，乃为人之本。

　　李逊之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不仅将李应升“落落斋”内的五万卷藏书保存完好，还于崇祯年间将其父的著作诗文杂稿整理刊刻，命名为《落落斋遗稿》，共十卷，后收入《乾坤正气集》和《常州先哲遗书》，使之得以传于后世。

　　李应升曾嘱咐儿子及后代好好读书，勤于农耕，因此，他的后代就再没有出仕为官的，但其家风长传，乡里有誉。明朝灭亡后，李逊之信守父亲的要求，自称为“江左遗民”，专心治史，绝不参与政事，辑录了自己的著作《三朝野史》。

　　到了清代，诫子书依然是父辈教育子孙的重要手段。父亲们在诫子书里常常摆事实、讲道理，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将对子孙后代的期待和爱用家教、家训的方式保留传承下来，不仅其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