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在这本书里集中亮相，为后来者彰显了一个跨时代的文学高峰。书里既有从大处着眼的唐宋之际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又有具体的文人读书、为官、交友、游历、遭贬黜等故事细节。通过本书，读者可以见识到八位文人的另一面，触摸他们真实的灵魂。

　　“唐宋八大家”是文学概念，但在我的心目中，“唐宋八大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因为这八位文学大家内在的文学联系，让唐宋文学成为有机的整体。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从古文运动视角评论的，其实更重要的是，韩愈开启了中国的新思想时代。陈寅恪评价宋代文化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中不仅包括文学，更包括思想。而这一切的开端，都自韩愈始。从魏晋隋唐的佛教一统江湖，到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带头扛起中国文化大旗的就是韩愈。所以，“八大家”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和文化的。

　　单独写“唐宋八大家”的书籍不在少数，但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专讲“唐宋八大家”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终于，《国家人文历史》精心打造了《唐宋八大家文学课》。在这里，“唐宋八大家”集中亮相，为后来者彰显了一个跨时代的文学高峰。书里既有从大处着眼的唐宋之际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又有具体的文人读书、为官、交友、游历、遭贬黜等故事细节，也就是说，在这场共赴的宴席上，既有可供饱腹、支撑人生存的“主食”，又有滋补心灵的精华“汤汁”，还有在酒足饭饱之后用来放松的“甜点”。

　　《唐宋八大家文学课》中进行了扎实的作品分析，这自然就是成长过程里的“主食”。韩愈的《师说》《原道》《论佛骨表》、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醉翁亭记》《秋声赋》、苏洵的《六国论》《几策》《权书》、曾巩的《学舍记》《墨池记》《拟岘台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凌虚台记》《赤壁赋》、苏辙的《黄楼赋》《历代论》《黄州快哉亭记》等，对这些作品，作者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一方面，寻章摘句，刀劈斧凿，把握谋篇布局；另一方面，条分缕析，引经据典，厘清思想内容。透过这些，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也就更加清晰和深刻了，从而积淀古文知识、提升文学素养。而且这些作品的呈现也是作者有意识地进行删选之后的结果，是能代表“唐宋八大家”文风，也是更为读者所熟知的那一部分。

　　在呈上了“主食”之后，自然还少不了营养丰富的“汤汁”。这本书讲述了“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并且重点呈现了他们经历人生低谷时期的生活态度。韩愈少时十分困窘，家中亲人早逝，由嫂子抚养长大；柳宗元虽然家学深厚，却十年“囚荒”；欧阳修寄人篱下，多次被贬；苏洵怀才不遇，跻身下僚；曾巩号称少年天才，但政绩不显；苏轼才气逼人，却一再遭贬；苏辙的政治理想破灭，远谪穷荒。他们都有着理想未能实现的苦闷无奈、遭遇贬谪时的屈辱感和无力感，但在这些内心历经无尽煎熬的时刻，他们也都勇于面对，最终学会了自适和自洽。比如欧阳修，虽然被贬，但仍孤蓬自振。苏洵也是，即使没有显赫的政治前途，却始终心怀天下。王安石虽然寄情山水，仍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他们在遭遇挫折和困境时的态度足以引人深思，启发后世读者，可以说是后世之人成长中必不可少的滋润心灵的“汤汁”。

　　在这场文学的盛宴里，有了“主食”，也有了滋补的“汤汁”，这之后，还有可供享用的“甜点”。这些调剂，能让读者获得轻松的享受和各种情绪的释放。比如韩愈少年窘迫，为了出人头地，在仕途上急功近利，是个“登第狂”，肯定让你大跌眼镜；柳宗元的人生高开低走，但是他重情重义，面对刘禹锡的“坑队友”之举也不抱怨，令人动容；温和老者欧阳修，其实道德感爆棚；苏洵如何不“鸡娃”就培养出两位大才子，肯定是妈妈们特别想了解的；曾巩个性迂直，他虽自知却不改；心系政治的王安石，因为性格原因被时人取外号“拗相公”；还有一向被认为敦厚持重的苏辙，却原来也有炮轰仁宗、辞官不赴等叛逆事迹。这些故事经历可谓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这本书分为八章，每一章围绕一位文人而展开，虽然独立成章，但并非毫不相干。“八大家”出场的顺序根据他们出生时间的先后来安排，而且以各自所进行的文学改革活动为线索串联起来，全景式呈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接力式的古文运动。他们打破了时文窠臼，重申文以载道的原则，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局面。这本书围绕八位大家展开，却完全没有为传者讳，没有将“八大家”打造成完美的人设，而是尽量真实客观地呈现，揭示了“唐宋八大家”不为人知的一面，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总之，通过本书，尽可以见识到八位文人的另一面，触摸他们真实的灵魂。

　　书中涉及八位大家的众多名篇佳作，而且对于选入课本的一些重点篇章，如《师说》《醉翁亭记》《六国论》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这本书，在宏观上，读者尽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了解唐宋之际的文学思想，并由此生发，看见中国文化的来处。在微观上，“八大家”各自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身处低谷时的生活态度，能够使读者得到安慰，引发读者思考，从而跨越时空，收获共鸣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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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仕途低潮文章盛

　　从熙宁四年（1071）被贬出京开始，苏轼的仕途就一直不顺。任职密州期满又转徐州，再转湖州，朝廷始终没有流露出分毫要将公认的大才子召回重用的意思，反而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他的不满。熙宁十年（1077），苏轼密州任期满，按例回京述职，结果“有旨不许入国门”，即不允许他进汴京，折辱之意十足。然而还没有完，元丰二年（1079），被贬到地方近八年的苏轼更是遭遇无妄之灾：他在例行表章《湖州谢上表》中发了一些牢骚，结果被人抓住小辫子往死里整，身陷囹圄四个月又十天，直到当年十二月方才出狱，处以“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惩罚，这就是中国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是因其为严格意义上的首场文字狱；而在文学史上同样有名，则是因为它间接地促使苏轼在文学上发生转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文豪。

　　黄州即今天湖北黄冈的黄州区，在北宋隶属淮南西路，“当江路，过往不绝”，经济发达且离京城不太远。依北宋官场潜规则，贬谪臣子向来以贬地离京城远近、信息畅通与否以示惩罚的轻重，朝廷将苏轼安置在黄州，明显表露出一种并未“弃绝”、留观后效的态度。

　　虽说如此，“乌台诗案”还是给苏轼带来了不小的精神冲击。他是仁宗老皇帝钦定的未来宰相，论才华和能力在同辈中无人能及，本自诩十年之间可以得志，但如今不仅未能达成夙愿，反而被打成犯官，差点儿在文字狱中丢掉性命，美好期望和残酷现实间的巨大差距，怎会不让聪明的他感到痛苦呢？

　　被贬到黄州的苏轼生活困苦，精神苦闷，但他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将自己的块垒以文学的方式抒发出来。元丰五年（一说为元丰三年）七月既望，秀才李委前来探望他，一起泛舟夜游赤壁。此时长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众人饮酒作乐，诵诗高歌，对着江景感叹人生。三个月后，苏轼和客人再度泛舟于赤壁，此次夜游却颇有“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引发苏轼“悄然而悲”。两次赤壁之游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促使他创作出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

　　在《前赤壁赋》中，苏轼眼中的长江夜景乃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长江月夜的美景不由得让人有遗世之感：“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到了《后赤壁赋》，曾经的美景就变成“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俯瞰长江成了凝望深渊：“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

　　同一处长江，山月同天，然而苏轼在前后《赤壁赋》中仅用了几句话，就营造出偌大的差距。在《前赤壁赋》中，江月夜在苏轼眼中的第一印象是“月出于东山之上”，而在《后赤壁赋》中，第一印象干脆就不是视觉，而是听见“江流有声”，接下来才慢慢发现是两侧“断岸千尺”，原来是“山高月小”，一股萧瑟之意油然而生，从声到形的通感修辞方式，给人带来强烈临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