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0月2日，这一天，是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北洋西学学堂由光绪帝钦准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40年后（1935年）的北洋校歌称：“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望前驱之英华卓荦，应后起之努力追踪，念过去之艰难缔造，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

　　北洋西学学堂（后称北洋大学堂）从她创建之始就是一所正规的国立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命名为“大学堂”的高等学府，其开办的奏折为清光绪皇帝亲自朱笔御批，每年共需经费白银5.2万两左右，全部来源于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关税及电政收入。

　　北洋西学堂最早校址在天津梁家园，1896年学校更名“天津大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校址被德军占领改作兵营，于是另在天津西沽武备库创建新校，改称“北洋大学堂”。1912年更名“北洋大学校”，1914年改为“国立北洋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遵教育部令学校西迁，1946年初回到天津，在西沽原址复校。从1902年到新中国成立，除抗战时期外，北洋大学一直都是在“花堤蔼蔼”的北运河畔。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校址在七里台。

　　北洋大学堂的西沽旧址即今河北工业大学东院。人们来到这里，首先看到的是当年北洋大学堂的校门和团城，踏入校门，北楼、南楼两座保存完好的旧建筑映入眼帘。

　　团城为1930年所建，占地面积939.42平方米，通长30.7米，通宽30.6米，为中西合璧的建筑，整体似一个中式四合院，砖木结构的平房，青瓦坡顶，建筑外立面为青砖墙面，外墙上装饰有雉堞。每间屋内都有西式风格的壁炉。团城曾为北洋大学办公地，桥梁专家茅以升任北洋大学校长时，就在这里办公居住。

　　北楼和南楼为两座德式教学楼，均为砖混结构三层楼房，用德国进口建材，建筑布局对称，简洁大方，内部结构合理，建筑外立面为红砖墙面。北楼建于1936年，占地面积2315平方米，建筑面积4805.11平方米，现在是河北工业大学第五教学楼，门上牌匾“北大楼”残破，字迹剥落。南楼建于1933年，占地面积为2336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902.45平方米，最初是北洋大学的工程学院，天津沦陷后曾被日寇抢占作为兵营。抗战胜利后，这里才又重新成为北洋大学校舍。门上有牌匾“北洋工学院”，建筑东侧设有应急出口和消防逃生梯，入口处是高大六角形门厅，楼道向两侧延伸。2013年5月，南楼、北楼和团城一并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当年北洋大学设有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课程分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有20余门课程，专业课分五个专业：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共30余门课程。二等学堂主要课程有：英文、数学、朗读、各国史鉴、地舆学、格物书、平面量地法等20余门课程。初创时期的北洋大学堂在“课程安排、讲授内容、讲授进度、教课用书”上，均与美国最著名的哈佛、耶鲁大学“不相伯仲”，人称“东方康乃尔”。它的教学计划、讲授内容与方法、教科书、教员配备，成为后来其他各地兴办新式大学的模式。

　　北洋大学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他们多为国家社会所倚重，对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工程、铁路交通、财政金融、政法、外交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数学家秦汾、矿冶学家王宠佑、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现代诗人徐志摩等都是北洋大学的学生。从香港考入的学员王宠惠有幸成为“钦字第壹号”文凭获得者，这是学堂颁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大学文凭，他学的专业是法律。1912年，他出任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为名震中外的外交家。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太雷，五四运动时天津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八路军山东支队司令、革命烈士马跃南（方晟），新四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也都是该校的优秀学生。张太雷1915年报考北洋大学的法律预科。凭借优异的成绩，与北洋结了缘，一待就是5年。在北洋大学培养下，思想得到了升华。“五四”前夕，在北洋求学的张太雷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思想，他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不断探索革命理论，逐渐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天津大学的校史馆仍保存着北洋大学颁发给他的毕业文凭（当时张太雷已置身于革命事业而未被领走）。

　　一些北洋老校友虽已远去，但仍对母校念念不忘。徐志摩1916年来到天津北洋大学攻读法律预科。他曾回忆：当时北洋大学位于天津北郊的西沽，出天津闹区，向北郊行，经过乡间一个叫小王庄的地方后，逐渐步入一条名叫“大学道”的宽阔公路，凡是到这里的人，都会自然地想到，前面不远就会到达一所大学堂。走上这段大学道不久，首先通过一座“明德桥”，再前行，当绕过一个弯后，遥遥地看到在茂密丛林中点缀着巍峨的各种房舍，就意味着这将是大学道终点上的高等学府了。在将近学校门口时，要跨过北运河上的一座木造排架的“新民桥”。过了桥转弯就到了庄严的“至善门”，这里就是当年的北洋大学。北洋校舍有大堤以防水患，堤岸上垂柳和桃李成行，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红花绿叶好风光，幽雅恬静旷胸怀。生性好动的徐志摩每到课余时间，常常游走于花堤柳岸，不时激发他的诗情和浪漫的情怀。徐志摩在他的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上写道：“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1922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而这些诗的酝酿和诗的感悟却不是短期就能“发生”的，他的诗歌创作必然与他北洋的这段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洋老校友和春芳在回忆当时对北洋大学的印象时说：“我是1925年秋季考进北洋大学的。那时母校校址在天津北郊，运河西岸，地名西沽。校南数里长堤，有茂密的桃花林，春季桃花盛开时是津门游览胜地。从河边有两条小路通向学校的大门。进入铁栅栏大门，迎面就是一座庄严的教学大楼。楼中间一个穿堂门洞通往校内，门的上额镶着‘北洋大学堂’几个金色大字，气势雄伟，环境也十分清幽。”（《北洋母校大楼被焚目睹记》）

　　曾做过天津大学校长的史绍熙先生，也是北洋大学的学生。他回忆说：“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洋，北洋是中国最好的学校，考不上北洋我再考虑别的。”那时北洋大学的知名度极高，后来宣传得不够，很多人都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北洋大学改名为天津大学，而且分了十几个院、校，北京邮电大学原先的校长叶培大、北京钢铁学院的院长魏寿昆，清华的校长高景德、副校长张维等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北洋大学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做了“母鸡下蛋”似的贡献，其结果是“母鸡”没人知道了。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北洋大学旧址的那些黑色大理石铺就的地面，镌刻着北洋大学堂的历史，诉说着这所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的过往。是她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寻踪北洋大学，悠悠的北洋校歌犹在耳边缭绕。 

　　《小楼春秋》解说词：

　　天津西沽，北运河畔，桃花堤旁，一座建筑与众不同。它依运河走势修建东西两排房屋，又以城墙相连，围合成一个封闭的庭院空间，名为“团城”。

　　北洋大学的校长刘仙洲，邀请茅以升来北洋大学，讲授结构学的课程。根据茅以升自己的回忆，他说他把每周的课程都集中在四天，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腾出包括周日在内，每周有三天空闲的时间，可以从事科学的研究。这样也能保证他有时间去改进教学的方法。

　　南北大楼之中，众多实验室得以重建。正是在这里，北洋大学建立起飞机工程研究会，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开启了我国现代水利科学研究的先河。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