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日报》创刊之初，孙犁就和同事们合力创办了“文艺周刊”。办副刊，首要任务就是建设自己的作者队伍。“文艺周刊”培养作者的第一步是集中精力和心血，开掘和发现工人作者。在这方面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孙犁就把目光放远开去，瞄上了数量庞大、潜力无穷的学生群体。
孙犁先生办刊重视学生群体，并非自“文艺周刊”始：早在1946年他在冀中区创办《平原杂志》时，就把学生纳入到刊物的目标读者之中。在《〈平原杂志〉征稿启事》中，他就写明：“杂志的主要对象为广大农民、区村级干部、中学高小学生、小学教师。”在第二期的《编辑后记》中，还专门写道：“我们欢迎中学生小学生同志们经常把你们的日记作文寄给我们。”可见，在孙犁办刊的理念中，从来就不曾忽略过凝聚学生读者和培养学生作者。
在“文艺周刊”推出近两年之际，孙犁写下了一篇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的宣示性文献，即《祝一九五一年的创作》。在文章中，孙犁写道：“应该特别提起的，在今年我们希望能选登学生的创作。在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天津同学们表现的青年卫国的高贵的品质，已经形成一篇壮观的史诗，在这一运动里，他们增加了对文艺的爱好，写作的热情和要求……他们应该把这满腔热情，形成文字，并且在本刊发表。中学和大学的文艺小组，已经是普遍的组织，他们热情地学习写作，我们愿意和这些文艺小组取得工作上的联系，帮助他们发表作品。”（《孙犁文集·补订版·卷五》第412页）
孙犁这段话，不是随便一说的。他和同事们立即把这一设想付诸行动。短短几年时间，“文艺周刊”的版面上，陆续出现了一批新锐作家和作品，择其要者，简列如下──
若刘绍棠，先后刊发了《完秋》《暑伏》《修水库》《摆渡口》《大青骡子》《运河滩上》《十字路口》《槐花夜奔》《布谷鸟歌唱的季节》等一系列新作；
若从维熙，先后刊发了《红林和他爷爷》《老莱子卖鱼》《七月雨》《红旗》《社里的鸡鸭》《合槽》《故乡散记》《夜过枣园》等新作；
若房树民，先后刊发了《秋天》《年底》《麦秋》《爱国售粮》《退粮记》《深秋之夜》《花花轿子房》《渔婆》《九月的田野》等作品；
若韩映山，先后刊发了《高洗子》《鸭子》《苑苇和小芝》《凤儿的亲事》《瓜园》《两条道路》《冰上雪花飘》《船》《兰燕娘》《姊妹们的信》等作品。
上面这四位作家，曾被一些评论家誉为“孙门四杰”，也有人称他们为“文周四俊”，还有人将他们称作“荷花淀派”的四大主力。诸多说法，皆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几位作家确实是从“文艺周刊”这块小小的苗圃中脱颖而出，并迅速走向了更大的文化空间。他们本人，也一直对孙犁先生执弟子之礼。这种文坛上少见的“成批量级”的新人新作辈出的现象，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艺大观园中一道亮丽而耀眼的风景。
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上述四位新锐作家，当其把自己的文学新作（且大多是处女作），投寄给“文艺周刊”之时，他们的身份无一例外，都是学生──刘绍棠是北京通州潞河中学的学生，从维熙是北京市立师范学校的学生，房树民是通县中学的学生，韩映山是河北保定中学的学生。
试想一下，当这些尚在求学阶段的十几岁的少年，怀揣着青春的梦想，把自己稚嫩的文稿，托付给一个遥远的报纸副刊时，他们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文学的大门会就此为他们敞开，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会就此为他们铺展开来，他们的人生道路也将就此而彻底改变……
刘绍棠无疑是这批少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在“文艺周刊”初登文坛时，年纪只有十四五岁，由于他连续在这块苗圃中开花长叶，结成累累硕果，很快就在全国文学界引发“现象级轰动”──有人统计过，从1951年9月至1957年春天，他在“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在十万字以上。他还没有从中学毕业，作品已经被收入中学课本；中学一毕业就被保送到北大读书，也是没毕业就到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去了。那是他的“高光时刻”，他被誉为“神童”，成为无数青年文学爱好者推崇的偶像……
刘绍棠日后回望自己的成长经历，对孙犁和“文艺周刊”充满了感念之情：“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刘绍棠：《忆旧与远望》，见于1983年5月5日《天津日报》。）
从维熙在后来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也和刘绍棠相似，他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初，我首先结识的是孙犁的作品，他小说和散文那种清淡如水的文字，曾使我如醉如痴。如果说我的文学生命孕生于童年的乡土，那么孙犁的晶莹剔透的作品，是诱发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催生剂──我的小说处女作，是在他主持的‘文艺周刊’上萌芽出土的……”（从维熙：《荷香深处祭文魂》，《回忆孙犁先生》第91页）
韩映山是从《天津日报》上读到连载的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接着又读到了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等人的新作，萌发了创作的欲望和激情的。1952年，他这个17岁的中学生大着胆子，把自己的两篇小说习作投到“文艺周刊”。“天哪！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文艺周刊’竟连续都登了……”（韩映山：《饮水思源》，见于1983年5月5日《天津日报》。）
相比之下，房树民的文学创作，“星光闪耀”的时间较短。但是，他后来调到《中国青年报》后，转而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到了编辑工作上。他延续了孙犁作为编辑的“红烛事业”，走出了另外一条承继先贤的文字生涯。
七十多年后，回望当年，我们不能不钦佩孙犁先生的远见卓识──文学评论界往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这几位成功的少年才俊身上，却往往忽略了孙犁先生当年组建“学生军”的最初动议，以及从动议提出到逐步落实的全过程。而今，当我们将孙犁先生重新定位为一个报人，重新梳理和探究他的办刊方略时，才算更清晰地梳理出一条他从萌发初念到逐步成型组建“学生军”的发展脉络。设想一下，假若当初没有孙犁的率先谋划，或许就不会有后来“文周四俊”的勃然生发，至少，他们的成才路径不会如此相近如此顺畅如此辉煌。
事实上，孙犁先生组建的这支文学创作方面的“学生军”，并非只有这四位才俊，他们只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查阅早年的“文艺周刊”，我们会发现这支“学生军”，除了“四俊”之外，还有相当强大的后备力量，可谓基础雄厚，梯队迭出──与上述“四俊”几乎同时冒头的，还有天津师范学校的安树勋、武邑中学的魏锡林、安国中学的苑纪久、邢台中学的青林；稍晚一些的还有南开大学的冉淮舟……
这些学生作者，都可以说是孙犁先生开发学生作者资源的战略安排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当年“一时群星灿烂”（孙犁语）的“文艺周刊”作者群中，一颗颗绚丽夺目的新星。他们虽然后来走向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还坚决地自称为孙犁的弟子”（鲍昌语）。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孙犁到了晚年，一再申明乃至辞谢自己对这些少年才俊的“培养”之功，他做过非常具体的说明：“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孙犁《成活的树苗》，《编辑笔记》第62页）此后，孙犁又写了一篇《谈名实》，再加深论，其用意是强调“作家成才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太科学。”不过，当我在重读孙犁此文时，却对文中一大段论及植物成长的文字，感触颇深，不妨引述在此，以佐论题──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半，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初生也，茕茕孑立，风摧之而雹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不得成活，除自然之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氓之砍伐，顽童之削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编辑笔记》第73-74页）
这段话说得真好──倘以植物喻人，以苗圃喻刊，则孙犁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园丁”，“文艺周刊”亦无愧于一个出色的苗圃：按成活率和成材率来计算，他们皆应是彼时当之无愧的“文苑翘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