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学者胡河清君，曾说孙犁最好的小说是《新安游记》：“孙犁如能循此之径，兼写冀中人民神圣抗战中外在与内心之淋漓鲜血，则能成真正的中国肖洛霍夫无疑。”胡君研究金庸有成，他大概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联想到《新安游记》里的侠客与除奸的惊心动魄场面；又从孙犁作品里的乡土风味延伸到《静静的顿河》。其实，孙犁擅长短制，缺乏构建长篇巨作的才情，中年时期，他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对自己的创作前景产生疑问，并不是很自信。到了创作后期，孙犁处于一种真实与梦幻的状态，常爱写“梦”。有一次，我对孙犁说：“歌德的回忆录叫《诗与真》。”孙犁接过我的话头，喃喃自语：“诗与真，诗与真。”诗，就是“梦”。

　　在他后期创作的散文、小说里，有几篇的题目就是记梦：《书的梦》《戏的梦》《画的梦》《芸斋梦余》《幻觉》等。在《蚕桑之事》里，他写到还乡时见到童年时一起养蚕、玩耍的女性同伴，亲见同伴从爱说爱笑的小姑娘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妪，“相对如梦寐”。在回忆童年时一起玩耍的欢乐后写道：“美丽的梦只有开端，只有序曲，也是可爱的。”回首人生，孙犁把自己走过的漫漫长路，路上亲历亲见，都归于一场“梦”。梦是已消失的个人历史，是潜在的现实，也是一个受压抑愿望的满足。出版小说集《芸斋小说》时，我给孙犁建议，如果不再写序，就用《谈镜花水月》代替吧。孙犁采纳我的建议，将随笔《谈镜花水月》作为代后记附在书后。“镜花水月”，还是空幻的梦境、现实的投射、真与诗的交融。

　　孙犁早期的作品风格明丽、浪漫、乐观。读者再读孙犁后期的作品，会感到作家的风格从清新明丽转入沉郁顿挫，尤其是读到他一系列记梦的作品，更感到作家创作风格的巨大反差。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最难的就是突破：突破已有的风格，突破早期的局限，突破熟悉的题材，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成一次飞跃，达到艺术的高峰。孙犁在长期的探索中完成一次“蝶变”，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里翩翩飞舞，是“庄周梦蝶”，也是“蝶梦庄周”。须知，晚年孙犁的梦，是艺术生命力旺盛的、生命的层层重叠，是生命意志的顽强表现。因为有梦，孙犁活得更丰富了。

　　幼年孙犁因是独子，生下来就缺母乳，是母亲将干馍馍捏碎，再泡成面糊喂养大的。上小学时，他的父亲就给学堂先生交代：“孩子有病，不要打。”他是在比较富裕的农村家庭长大的。按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可说是娇生惯养。在保定上中学时，他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感召，接触到现代文学，尤其喜欢“左翼”文学，崇拜鲁迅先生。高中阶段，他读到初级社会科学知识，也从杂志的翻译文章，了解片段的弗洛伊德学说。到了晚年，他在自我分析梦境时，承认弗洛伊德的学说有一定的道理。1938年，他参加抗日队伍，一直做文化工作，满腔热情又小心谨慎地从事编辑、创作，和全中国人民共同做一个大梦──民族解放的大梦。名著《荷花淀》等一系列白洋淀纪事，就是把民族的大梦寄托于北方军民的牺牲精神和抗敌斗志、乐观的战斗生活态度。读孙犁的抗日小说，你从作品内在散发的气息就能感觉到，伟大顽强的中华民族是不会被眼前的敌人打败的，祖国山河的壮丽，茫茫白洋淀上的芦苇，太行山的峭壁，冀中平原下的地道，如山神水母一般在护佑正在遭受苦难的同胞。这一代革命者，将自己的青春贡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也在战火中结束了自己的青春。他们有足够丰富的生活积累，有壮美的战争经历等待反刍。反映冀中军民抗日斗争的诗体小说《风云初记》，是孙犁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世纪经典。在这部并无复杂曲折情节，却有音乐调子的长篇小说里，孙犁在反刍、咀嚼、复制、创作一个民族曾有的大梦，以史家的笔写《离骚》，成为那个时代艺术价值最高的文学创作。

　　中年孙犁，经历几次政治运动，加上从没根除的宿疾，不断受到现实的刺激，精神大受打击。这个时期，他的梦多是噩梦。现实的种种不幸反馈到他的身心，成了无数的、个人的小梦。在著名的《书衣文录》里，其《龚自珍全集》书衣上记：“昨夜梦中惊呼，彻夜不安。”时在1975年2月22日。梦中潜在的内容是什么？他没详记。1975年4月27日晚，孙犁在《西域之佛教》书衣上写道：“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之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就在同年同月的17日，十天之内，他在《营造法式》书衣写道：“忆明日为亡妻忌日，泉壤永隔，已五年矣。余衰病如此，不堪回首之思矣。”这一年，孙犁才62岁，作为被“解放”的老干部、老作家，天津市还请他出来工作，他怎么会有衰老迟暮之感叹？五年前，他的结发妻病逝时，他当年写有一诗《悼内子》：“一落黄泉两渺茫，魂魄当念旧家乡。三沽烟水笼残梦，廿年嚣尘压素裳。秀质曾同兰菊茂，慧心常映星月光。老屋榆柳今尚在，摇曳秋风遗念长。”1975年，结发妻病逝五年忌日，孙犁有记，也是这一年，他的第二次婚姻面临破裂，在生活遇到困难和烦恼时，按当年的政治环境，他是无助的。无助的现实郁结在心，导致他的多梦。不过，这一年，他在《小约翰》的书衣题：“今日为之装新，并思于衰老之年，阅读一遍，以期再现童心，并进入童话世界。”梦与现实的交织，实际是一位作家的自悟修行。自律的生活，典籍的熏染，在悄悄营养作家，校正作家的文学观，丰富作家的知识，为后期的蝶变蓄积能量。有一位读者读到《亡人逸事》，在报纸发表一篇读后感，标题是《一块花布幸福一生》，这就是读懂了孙犁，理解了孙犁为什么要写这些夫妻之间的琐事。

　　孙犁喜欢文学并最终以文学为职业，初心并不是为了解决物质生活，而是要以鲁迅为榜样，期望用文学创作对苦难中的同胞表示同情，逐渐改变积贫积弱下的国民精神，像20世纪初的志士仁人一样，以崇高的事业，实现中华腾飞的大梦。

　　参加革命工作后，他融入抗日的洪流，以文学评论、文学创作鼓舞士气，以手中的笔当枪，以战士的姿态活跃在党领导的文化部队，自觉担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任。战时的文学创作，居无定所，出版印刷简陋，作家没有名利，只是无私奉献。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氛围，孙犁得到许多战友和朋友的关心；他也自动帮助战友、朋友。在他纯正、厚朴的心里，认为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应该是常态。十年动乱中，孙犁受到冲击，按他当时的地位和名望，与其他遭受冲击的同时代作家相比较，他受的冲击并不是最大最残酷的。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让他从梦中惊醒，惊醒后疑惑，彻底改变他对人和社会的一贯看法。“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

　　孙犁被现实逼回书斋，重理古典经籍，在读书中思考，在思考中读书，思想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学语言更加深沉醇厚，已臻炉火纯青的艺境。像一切精神修持的关键都是“转身”一样，孙犁一旦转身，就更抱紧文学，息交绝游，拒绝应酬，埋头在耕堂耕耘，在读书写作中安放自己的存在。孙犁出身农家，清楚耕作与收获的因果关系，从小就记着家里贴过的对联：“砚田无税子弟耕。”他以“耕”为堂号，把自己对应为“牛”，他的“耕堂”和画坛大师李可染的“师牛堂”同义，都是要以牛为师，在坚韧的埋头劳作中完成自己的事业。

　　孙犁的宝藏，是对昔日朋友之间友谊的回忆，凡是记人的散文，大都是记朋友对他的点滴关心。孙犁后期散文，有的读者认为作品琐碎。是的，金子也有琐碎的。人与人之间感人的友情，两肋插刀的事只是稀见的故事，更多的还是闪光的散金碎银。也因为他的行文风格，当他真诚地纪念某位老朋友时，老朋友的家属还嫌他琐碎，没有写出家属期望的“高大形象”。他应老朋友之请为其诗文集撰序时，真诚受到怀疑，实事求是不受人欢迎，老朋友嫌他吹得调门不高，拒绝把他的序印在集子里。然而，孙犁仍旧排除因热情招致的不愉快，继续在记忆里打捞失落的友谊碎金。

　　他当年在去延安的路上，诗人田间等在路旁，就为与他告别，送他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让他御寒。进城后，作家有了稿费收入，许多作家在北京买房，田间督促孙犁买一座四合院。上世纪50年代，一座四合院的售价才二千多元。孙犁来田间在北京的家里，顺手拿走田间几包烟，就是友情深厚的证明。三十多年后，孙犁还保持这种老习惯，我去天津看望他，临别时，他总要说：“建民，给你拿包烟。”我总是笑笑摆手，心里想，现在哪有人还这样“慷慨”。他和田间有深情厚谊，但在纪念田间的文章里，还是直白地说他不喜欢诗人后期的作品。这才是交友之道啊。1976年后召开多年没开的作家协会代表会议时，担任作协领导的诗人李季专门去天津请他出席，并笑着说：“我知道我不来请，你是不会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作家访问苏联，孙犁和李季在一个团，每当访问团出发，李季总要到孙犁房间，帮助他打领带。孙犁性格孤僻，出国也不像别人那样兴高采烈，到休息时，李季看见郁郁寡欢的孙犁，总要告诉其他团员，让孙犁给我们唱段京剧吧。孙犁有副“流水音”的好嗓子，会唱几出戏，但李季并不是要孙犁在紧张的出访期间显示才艺，而是“一人向隅，众座不欢”，他希望以这种安排让孙犁有个好心情。那个年代，作家之间就这样互相理解，互相爱护，互相关心，孙犁当然铭记在心。在回忆李季的散文里，孙犁记下这些琐碎，又高度评价李季在诗歌上的成就。田间、李季和孙犁都是文学界的熟人，互相关心很正常；最让我感叹不已的，是七百字的散文《觅哲生》，一个在行进途中帮他拿过行李的战友，他到晚年都没有忘记。这个帮过他的青年以后进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从此与孙犁消息隔绝，孙犁在散文中发问：“难道哲生牺牲了吗？”我知道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曾在一些史料中帮孙犁“觅哲生”，至今没有结果。

　　与孙犁保持联系的同窗旧友，又非文学界的朋友中，有一个河北人叫邢海潮。邢先生在旧时代曾上过北京大学，但晚年生活境况不佳，孙犁请他给报刊写稿，传授他投稿技巧。这既能让老同学发挥特长，又有点稿费收入，对老同学的生活不无小补。他们这两位老同学的作业方式是：邢将稿子寄给孙，孙收到后修改定稿再寄报纸，老同学的稿子刊登后，孙犁还要再读一遍。有时，孙犁还给老同学出题目，请他写某一方面的人和事。孙犁的另一位中学同学李之琏，1949年后曾担任中宣部秘书长。上世纪50年代，孙犁在北京住院治病，李之琏热心帮助，让孙犁享受到很好的医疗条件。后来，丁玲被错误地受到处分时，李之琏站在党性的立场为丁玲说话，自己也受到错误的处分。发配新疆时，李之琏到天津向孙犁告别，孙犁送给老同学一些钱，还送他一部纪晓岚记新疆风物的书。李之琏平反昭雪后，担任中纪委常委，孙犁兴奋地关注老同学的消息，并引以为荣。李之琏离休后，孙犁动员他写写丁玲冤案的始末，作为当事人，李之琏在《新文学史料》发表权威的珍贵回忆，孙犁认真帮老同学审阅稿子。抗战时，李之琏和孙犁都在冀中，同学加同乡，又成为革命队伍里的同志，虽然后来不在一起工作，不属一个界别，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了一生。正因为人间还有真情，当孙犁感到苦闷、情绪消沉时，总能在恒久的友情里看见光亮，从梦中醒来。

　　孙犁不善交际，不热衷于社会活动，他担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时，按当年的风气，外地来了省市级的作协主席，市作协总要接待一下、招待一顿，当作协机关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对口接待”时，孙犁反感群团组织的官僚化、行政化，从此不再“对口”。我了解，他一生没出席过几次宴会，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只有一次，他几乎是幸福地回忆：“有一年我去北京，郭小川、贺敬之在前门一个饭店请我吃了一顿，有个菜，忘记叫什么名字，就是好吃。”他不出门结交新朋友，但一些在战争年代结下生死情谊的老首长、老朋友，都在他的晚年去津门看望他。吕正操将军去天津，一定要见见孙犁。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里，孙犁曾把吕将军写入作品，为冀中的抗战史留下一个鲜明的标志性历史人物。抗战时曾担任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兼政委的程子华去天津看望孙犁，看到孙犁逼仄简陋的住房条件，大为惊讶，他对陪同的天津市有关领导说：“你们李瑞环市长在天津盖了那么多房子，怎么不帮孙犁解决一下住房呢？”这位陪同的领导在程子华回京后，立即给李瑞环同志写信。他在回忆孙犁的文章中说：“我给李市长写了一封信，把吕正操、程子华关心孙犁的情况如实汇报，并建议将体北给老干部的房子分给孙犁二楼四居室单元一套，李市长很快批示照此办理。孙犁因故没有搬去，但两位老将军的关怀之情令人感动。”天津市举办梁斌创作活动纪念时，北京去了几位他熟悉的老朋友，孙犁没有出席活动，只写了一封贺信。活动结束，北京来的老朋友登门看望他，轿车停楼下，冠盖满耕堂，极一时之盛；孙犁念旧谊，热情接待来客。但是，从1976年以后，孙犁就单打独干，奋力回归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从不加入“圈子”，自设静默状态，切断外界干扰，远离文学界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坚辞名目繁多的“顾问”“编委”。他告诉我：“只要能写作，我就满足。我就怕不能写了，怎么办？”

　　1981年，天津市组织专门班子为孙犁编辑出版文集，五卷本的《孙犁文集》，收录他的能查到的大部分作品，编辑工作相当认真。对一生创作不少作品，第一次完整出版文集的作家来说，孙犁特别感谢市里的重视和编辑的劳动。文集出版后，孙犁又写了十三年，出版社又编辑出版文集续编，还制作讲究的文集硬盒；当编辑给他端来刚出版的文集时，他说：“你们给我的，就是我的骨灰盒。”编辑走后，他站在新出版的文集前凝视，为他的人生能有一个完满的句号而满足。在童话世界里，凡是美好的故事都是梦，梦如露如电，梦也是美好的现实。一个以文学创作为人生使命的作家，此刻看见他的美梦成真，夫复何求？白居易在《题文集柜》里唱道：“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看到孙犁站在文集前凝视的照片和他为此写的文字，我就想起白居易这首自得自满自足、心情愉悦，又风趣横生的诗。孙犁的心情，和千年前的诗人是一样的。

　　1973年，当鲁迅先生的文集单行本出版发行时，我买了好几册，是我比较系统读鲁迅的开始。1979年，我在读书读报中发现孙犁的作品，在文学繁荣的黄金时代感受到孙犁作品里的鲁迅风。当文学界、学术界正经受西风欧雨摇撼时，是孙犁坚定地站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阵地，以风格独特的作品说话，任尔东南西北风，如狂风巨浪里的礁石，从不动摇，愈战愈勇。孙犁的坚守，孙犁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许多年中都是文学界的异数。以孙犁为旗帜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抱着开门办刊的宗旨，吸引不少新老作家。好几位大有成就的著名作家，青年时代就是在这个刊物起步，从这里登上文坛。我是业余作者，也给这个版面投稿，在孙犁编的文学园地发表过散文作品。认识孙犁后，我们在十几年间通信联系，讨论读书写作。

　　我也有个梦，那就是在读书写作中让生命有意义，让生活不庸俗，从读书中远望更广阔的世界。在读孙犁的作品，接触孙犁，与孙犁通信中，我的梦渐渐成真。孙犁以他的“梦文学”，满足了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白日梦。更重要的是，我从孙犁的人格精神，从他的立身处世看见了做人的标杆。我学习孙犁，不但学习他的作品，还要学习他的高尚品德。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根深扎在中国的土地上；上中学后学习过现代科学知识，参加革命后，融入先进分子行列，经历反法西斯战争的淬炼，在党的领导下再成长。他是集战士、党员、文人于一身的、继承鲁迅未竟事业的杰出作家，是鲁迅精神的坚强护法人。杨联芬教授解读孙犁一生坚持的现实主义：“他自称现实主义，一生崇尚的也是现实主义；但他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即不是创作方法，而仅仅是一种关怀现实的道德姿态，也就是作家对待现实的伦理态度。”胡河清博士、杨联芬教授，都在年轻时从深入研读孙犁作品中读懂了孙犁，成为孙犁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