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桃源何处──馆藏仇英《桃源仙境图》特展”在天津博物馆开展。在展览上，除仇英代表性作品之一《桃源仙境图》和仇英老师周臣的《香山九老图》外，还展出了两幅仇英（款）“伪好物”，分别为仇英（款）《玉阳洞天图》卷和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卷。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一直有临摹、复制书画的传统，其中不乏艺术珍品，被北宋大书画收藏家米芾称之为“伪好物”。这类复制品除了具备高水平艺术价值外，也对我国书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今天，随着数字技术、印刷技术的发展，高精度的书画复制品，亦在文博、教学、收藏等领域发挥作用。为探寻“伪好物”的价值与精彩，记者采访了天津美术馆馆长马驰和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刘金库教授。
“伪好物”与“苏州片”
什么是“伪好物”？简单来说就是后来者临摹前人的作品，其中艺术水平比较高的作品。 “伪好物”一词源自北宋大书画收藏家米芾对一件传为钟繇《黄庭经》的评价。他认为这件作品虽然不是真迹，是唐代摹本，但肯定这件摹本的艺术价值。
此次“桃源何处──馆藏仇英《桃源仙境图》特展”中仇英（款）《玉阳洞天图》卷和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卷，是两件明代“苏州片”中的佳品，无论从史学价值还是艺术价值考量，都足以称得上“伪好物”。
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刘金库教授，对书画鉴定与修复有着多年研究，他介绍：从书面意思来理解“伪好物”三个字，可以分成两部分，首先“伪”是不真，不是真迹；其次，“好物”是“好东西”，质量好。深挖一下它的内涵，“伪好物”有两层意思，一是好的摹本，比如冯承素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二是托名人款的好作品，比如“苏州片”中的一部分精品，虽然不知道真实的作者是谁，但是作品艺术水平之高，使其足以成为清朝皇宫和文人雅士的藏品。
“苏州片”又名“苏州造”，是指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民间作坊制作的商业性书画伪品。这类作品大多绘制于绢上，常托以唐、宋、元代著名画家以及明代仇英之名，以绘画、题跋、鉴藏家印鉴等多种元素相结合的形式作伪，亦有真伪相参者，以牟取利润。
谈到“苏州片”的出现，天津美术馆馆长马驰介绍：明清时期，苏州一带经济和文化较为繁荣，当时民间收藏风气很重，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量的仿制画的制作销售中心，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广东大芬村。这些作坊大规模地仿制古代有价值的画，这种民间产业从明代一直到清代都很繁荣，到了民国时期也有。“苏州片”画工比较精细，吴门画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如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张宏等名家，均属吴郡（今苏州）人。苏州一带的这些画师和画工，一般都有很好的师承，也都有很好的学习机会，再加上产业化生产，所以“苏州片”尤其是善于仿制精细工笔画，比如仇英的作品是“苏州片”的主要仿造对象，还有宋元时期的工笔画也是仿制对象。当时，在民间有“家家唐伯虎，户户宣德炉”的状态，懂艺术的不懂艺术的，家里都得买点艺术品，“苏州片”的销售，不乏“以假充真”，但也有人是知假买假、专门买仿制品，这些仿制品的艺术价值也是颇高的，价格不菲。当然，“苏州片”的水平也有高下之分，比如这次展出的仇英（款）《玉阳洞天图》卷和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卷，二者虽然都是“苏州片”中的佳品，但个人认为，《玉阳洞天图》卷的艺术水平要更高，更接近仇英的笔法，属于“高仿”。
“伪好物”影响了中国书画史发展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传移模写’是中国历代保存重要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手段。” 刘金库教授说，“传移模写，出自古代南齐谢赫的画论《古画品录》，是六法之一，指的是临摹作品。传世到今天的我国古代艺术作品，其中很多都是更为古老作品的摹本，比如说王羲之的书法，传世的没有真迹了，包括市场上和博物馆当中的，大多是唐代的摹本和宋代的摹本。正是因为这些临摹作品，我们才能较为直观地了解更古老的书画历史和技法风格。”
刘金库介绍：临和摹是不同的概念。第一种是临，临分对临和背临。对临是把原作或者底稿放在旁边，对照进行书写或绘画。背临，是作画者对原作品比较熟悉，可以凭记忆临摹。摹是用薄纸（绢）蒙在原作上面写或画。唐代发展出响拓技术，先勾勒出轮廓，再填色。比如说我们这次看到的天津博物馆的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卷，它有一个粉本底稿。底稿也不一定是仇英的原作，可能就是一个绘画水平相对比较高的人起的底稿。
传世的《清明上河图》有多个版本，大致可以区分为3大系统。分别是：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明代仇英的“仇英本”和清代宫廷画家的“清院本”。谈到此次展出的“苏州片”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卷，刘金库表示：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中的桥是石桥，此次展出的“苏州片”版本中的桥也是石桥。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张择端真迹《清明上河图》，其图中全都是木桥。因为在宋代，石桥已经出现，但是技术还没有木桥的发达，且木桥较容易维修，所以，北宋东京主要以木桥为主。仇英本《清明上河图》是仇英参照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结构，加之以自己的想象，以苏州城风貌为蓝本创作的。明代苏州石桥已经很常见了，所以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中皆为石桥。而且，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仇英并没有见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他很可能是根据文献文字描述的内容来进行创作的。
“相传，当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与多款不同版本《清明上河图》被放置在东北博物馆的仓库中，杨仁恺先生在鉴定时，指着唯一的木桥版本说‘这个木桥的是真迹’。” 刘金库说。
在今天看来，“苏州片”这类书画复制品，对研究我国古代书画，有着怎样的意义？
刘金库教授表示：“在我看来，‘苏州片’最大的影响是对于清朝绘画风格的影响。这类作品不仅在鉴藏圈中传观，被名人题跋，清代更入藏宫廷，宫廷画家临摹‘苏州片’，直接影响到院体绘画风格的形成。比如，清朝乾隆皇帝曾要求宫廷画师临摹‘苏州片’中的《汉宫春晓图》《清明上河图》等，而我们看由宫廷画师创作的《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其对宏大事件和宏大场景的构图、描绘是在以往朝代宫廷绘画中不多见的。这种对宏大叙事进行艺术创作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清宫廷画师通过临摹‘苏州片’训练技法得来的。”
“‘苏州片’给后世艺术史带来的第二个影响就是‘文人作伪’或是‘文人参与’。有很多书画水平、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有本职的工作，比如是个地方官员，为了一些经济利益等原因，去做名人托款的书画。现在市场上有的‘苏州片’价格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原因也是在这，你不知道是谁画的，但是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都很高。以至于近现代，一些文化名人也热衷于仿作。比如张大千，他仿的画，有的比真迹拍卖价格还高。”
现代高清复制品在多领域发挥作用
上周日，因文物保护要求，天津博物馆“再现高峰──馆藏宋元时期文物精品特展”调陈，其中《雪景寒林图》由原件替换为复制件。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的运用，古书画复制有了很多新的技术，也在文博、教学、收藏等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
马驰馆长表示：现代书画复制技术的进步对于文物保护的意义很大。文物保存是尽可能的恒温恒湿，减少移动。尤其是古书画文物，对光照、温湿度十分敏感，不能长时间进行展出，通常一次展期只有一至三个月，部分文物展出后，要回到库房休眠数年，才能再次与观众见面。古书画复制，经历了必须得由人去临摹下来，到后来有了木板水印，再到现当代照相、印刷技术的不断更迭，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去存储文物数字信息，复制时无需再移动文物，直接可以调取数字文件。而且最新的复制技术，已经基本上可以把原作的那种质感进行高度还原。
此外，马驰认为，现代书画复制技术在艺术传播和艺术教育领域，也有了更多用武之地。比如观众参观了《雪景寒林图》《桃源仙境图》，特别喜欢，可以买一份复制品挂在家里。在现代书画复制技术出现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以传统临摹方式复制的书画作品，其价格也是相当高昂的，明清时期的“苏州片”也不是一般老百姓买得起的。此外，中国书画教学，临摹一直是重要的环节。现在老师可以将一张等比例的名画复制品挂在教室里，让学生们临摹，复制品可以特别清晰地展示原作细节，学生也可以近距离观看。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条件，比如宋明清时期，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根本见不到名人字画真迹，见到的“苏州片”很可能是低端仿品，与原作的差距非常远了。后来，有了印刷画册，图画照片也可能不太清晰或者并不是原尺寸。如今，基本上都能把复制品做得跟原大一样，画面纤毫毕现，给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也让中国传统文化被更好的、更有效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