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五大道的小洋楼各具特色，小楼的背后也各有历史风云人物，我以为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坐落于原英租界威灵顿路（现河北路267号）的缸砖楼──顾维钧故居。

　　顾维钧（1888—1985），祖籍江苏嘉定，他在上海长大，进了教会学校，所以英语很好。在清王朝末年，他16岁就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之后就在外交部门工作，能言善辩，总能及时发声，表现非常出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他是参会的中国五人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位。会上，日本居然要把山东被德国割据的利益全部由他们接管，这是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顾维钧出面发言，事先毫无准备，也无底稿，这在外交场合上绝无仅有，他却出口成章，言辞锋利，伸张中国对山东的主权。争论以后，他又主张立即退场，不签合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外交上对列强说不，也是顾维钧外交生涯中最大的闪光点，这让他声名鹊起，成为了不起的人物。

　　北洋政府时期，不论是哪一系执政，顾维钧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员。他的外交声望特高，奉系张作霖在北京站不住脚了，于是撤回东北，他也跟着上车去东北。车到天津，顾维钧临时动念头，说天津有他的一座缸砖小楼，他要回去看看，于是就下了车，而张作霖车到皇姑屯附近，中了日本关东军炸弹的埋伏。顾维钧躲过一劫，因此留在天津，万万没想到，这座小楼救了他一命。

　　北洋政府倒台后，顾维钧在政坛上沉寂了几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重返外交界，从此再未回天津常住。

　　顾维钧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多个国家的大使，抗战期间为中国争取外援奔走。他还代表中国参与筹建联合国及起草《联合国宪章》等工作，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顾维钧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与日俱增，受聘于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法官，后又升为国际法院副院长，直至79岁高龄退休。

　　顾维钧留学美国时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把他视为培养出来的特殊人才，要他用英语口述一部《顾维钧回忆录》。他从清王朝末年起就开始写日记，于是就自从事外交起写回忆录。先后有5位学者根据他的口述、日记以及信函、会谈记录、电报文档等，历时17年完成了英文版的《顾维钧回忆录》，成了他留学母校的一大业绩。

　　当然这也是中国的重要史料，经顾维钧本人同意，该书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委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承担翻译，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共13册。1983年第1册出版后，中华书局还寄了一本给他，他非常兴奋地说，我还是回到中国了。顾维钧以97岁高龄辞世，回忆录的中文版在他去世前出版了3册。

　　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的杨思慎，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参与了《顾维钧回忆录》的中文版翻译工作。他和我说，从译文中看，顾维钧曾任袁世凯的外交秘书，想当然地和你们周家有来往，你是不是多为他补充几笔？我说那是我们先人的事，我没听说过，补充不了，只能对他的小洋楼说上几句。“文革”中，我被下放到“7047”工程（城市地铁）项目上当工人，后被地铁工程公司调上来做“笔杆子”，地铁工程公司设在这座小洋楼里，我在这里整整待了两年。这座洋楼是顾维钧买地请英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建于1921年，为西洋古典式砖混结构三层楼房，建筑风格体现了主人的审美品位。给我带来视觉冲击的是他的书房里，有一面墙设计的是从地板直到屋顶的大书橱，这是在建房时就建起来的，藏书万册绝对不成问题，看来他经常读书，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