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读到了老友航鹰的新作《昔日的声响》，感到非常亲切，唤起了我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1945年，我随父母迁到天津，住在南市东兴大街十二条胡同四号院，一直住到1957年考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东兴大街是南市最核心地段，不仅商业发达，而且文化活动也很丰富，有长城剧院、群英戏院、上权仙影院、东兴市场和“三不管儿”。

　　我们家距离胡同口最近，对面就是群英戏院。戏院门前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搭着一个顶棚，四面都是胡同，楼房又不太高，剧场为了通风，将外墙上开有天窗，称为“上亮子”，声音很容易传出去。那时候没有扩音器，演戏的时候尤其是京剧的武戏，大场面，锣鼓声大作的时候，那声音就清清楚楚地传出来。到了夏天，每户人家都开着窗户，吃饭就在院子里，因为家里头太窄巴，活动都在胡同里进行，院里的露天处也凉快儿，所以我一直是伴着剧场的锣鼓声写作业。

　　父亲在荣吉大街聚华戏院旁边的小百货店当经理，我便近距离地接触了群英戏院和聚华戏院。离我们家大约一百多米，就是“三不管儿”。这是一个大娱乐场，各种杂耍儿、摔跤、打嘎儿、卖大力丸及各种小吃的，都是在露天经营，非常热闹。此外，东兴大街除了商店林立，马路边儿都是摆摊儿的，一个连一个，商店门前也摆摊儿，只是给人家在门口留出一个过道儿。记得我们小时候贪睡，甚至都没有被噪音打扰的印象。

　　我受父亲影响，从小就喜欢看戏剧和曲艺演出，刚开始是跟着父亲去各个剧场，群英戏院去得最多，还认识了一个茶房（送茶水的服务员），我记得是五号服务员。每次我们去他都给很多照应，后来我再大一点，不管父亲去不去剧场，我都可以直接进去。

　　看蹭戏，那时候叫“戳腿”。所谓“戳腿”，就是站着的意思。大都是在开演之后，门口验票就松多了，很容易进去，有空座就坐，没空座就站在两边儿，靠墙站着就叫“戳腿”。后来，父亲辗转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当时梨园（演艺）工会负责人，他给了父亲一张名片，背面写着凭此片可以免费接待二人。这个名片，从东南角一直到南市的剧场，都能免费去看，我接触戏剧、曲艺的机会就更多了。

　　在南市长大的孩子，不只是伴着剧场的锣鼓声做作业，而是生活在繁华的嘉年华环境中。剧场里，锣鼓喧天，“三不管儿”还有那么多摆摊儿的，特别是叫卖小物品的，都靠吆喝，吆喝的品种和价钱都很直接，也不用什么调门。有些大一点的摊位，也使用一些招揽顾客的方法，放个收音机在旁边播放音乐。

　　聚华剧院演出河北梆子的时候，敲梆子的声音特别响，剧院前边没有院子，也没有什么过厅，好像掀开门帘子就直接进剧场了。因此，有时候为了吸引观众，也有意把帘子拉开，让剧场声音尽量大地传出来。记得还有一个剧场的声音比较大，就是“大舞台”。“大舞台”的墙上有窗户，左邻右舍都能听得见。有的澡堂子、大商店、小商场，也有曲艺演出，方便观众。

　　其实住在南市的人们，对各种声音已经非常熟悉。一到晚上，那么多摊位前人来人往，叫买叫卖声四起，剧院里更是锣鼓喧天，哎呀，真跟生活交响曲一样。但是那时候，我们好像并不觉得烦躁，因为那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从小就适应。大杂院儿里即使没有锣鼓声，各家各户做饭时也是大声聊天儿，有人高兴了还会哼唱两句，人们都习以为常了。

　　艺术家谢添是天津人，他说南市就是一所社会大学，有好有坏，你想学什么都靠自己的修为。那时候，住在胡同里的人大多数都是规规矩矩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并没有出现特别调皮捣蛋的，或者腐化堕落的，反而出了不少有出息的孩子。

　　众所周知，旧南市有红灯区，可贵的是住在南市的人，要求孩子不到那边去玩儿，好像孩子们从来都不进我家对面戏院墙后那条胡同。社会环境是多种多样的，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但在家庭影响下，自己是可以选择人生道路的。

　　南市往西边走一点儿，就是如今食品街的那个地方，曾是个鸟市儿。各种禽鸟儿、各种叫声，凑在一起非常有意思，构成了南市丰富多彩的声音环境。

　　一到夏天，劝业场、天祥商场、中原公司，包括中国大戏院楼顶，都有露天剧场或游乐场，放映电影或演出戏剧、曲艺，还卖各种冷食和小吃。我记得，坐着至今幸存的奥的斯铁栅栏门儿的老电梯，到天祥市场和劝业场楼上屋顶，也都有露天的娱乐活动。老百货大楼楼上，也有一片露天舞台。

　　老天津的夏天，从滨江道一直到南市，真是热闹非凡，终日演奏着大都市的华彩乐章。南市的老声音，培养了我对戏剧艺术的兴趣。回顾自己的一生，最知足的就是把职业和兴趣爱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管当演员，还是做编导，后来调到文化局机关、社会团体、服务部门，只要没离开戏剧，我都会热情地做事，从中得到快乐和愉快。我已经八十七岁了，看到《昔日的声响》文章，勾起了我的回忆，我从心里感谢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