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文林1971年加入藁城京剧团，1974年改学评剧，工评剧生角，2006年调入天津市评剧院。在长期舞台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板眼稳健，韵味浓郁的表演风格。他也是天津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天津评剧院院长、评剧表演艺术家曾昭娟说：“剧文林既是我的搭档，又是我的益友，我们合作十几年，如今已成为公认的‘最佳黄金搭档’。”戏剧评论家刘连群也曾说过：“文林遇到昭娟，是如鱼得水；昭娟遇到文林，是如虎添翼。”前不久，剧文林接受天津电视台《最美文化人》节目专访，畅谈了他心爱的评剧艺术。

　　转变心态爱上评剧

　　加入天津评剧院

　　我是纯粹的农民出身，老家在河北藁城。小时候生产队的大喇叭里放样板戏，我就跟着学唱。我们村里的俱乐部觉得我是这块材料，把我吸纳进来，教我唱《朔风吹》。我就是那种“人来疯”的性格，什么也不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可当时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村到县里参加文艺会演，我就唱《朔风吹》。小孩儿调门儿高，京胡弦师拉过门儿，拉着拉着，“啪”的一声弦断了。怎么办呢？按说这时我应该下来，让别的节目上。可我就不下来，弦师找别的村借了一把京胡，又从头儿开始唱，觉得心里特别美。

　　1971年，我考入藁城京剧团学员班，学了三四年样板戏。但因为变声，不得不放弃京剧，改学评剧。一开始真不适应，水土不服，觉得评剧太简单，不值得学。张文生老师对我特别好，看出我情绪低落，为了开导我，给我唱了一段《夺印》里面的“鱼儿靠得长流水”，唱得婉转动听。大喇叭放魏荣元先生的《黑鱼嘴》，也是评剧经典曲目，那会儿我没听过，觉得特别好听。张文生老师跟我说：“你就听吧，咱们评剧里边还有好多好唱腔呢！”通过张老师的不断开导，我逐渐转变了心态，慢慢爱上了评剧艺术。

　　很多科班演员能一直坚守下来都非常困难，因为戏曲真的经历过很低迷的时期。那时候无论演出场次，还是演员收入都非常低迷。当时我调到了石家庄青年评剧团，为了生计跑过歌厅，当过主持人，跑过场。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特别迷茫。但经历过那一段时间以后，组织上让我当副团长，我就彻底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在脑后，专心地管理这个剧团。

　　每年到冬天，正月的时候，我们剧团就到咱天津的农村来演出，坚持了若干年。每次到天津我都特别兴奋，天津的观众跟其他地方的观众不一样，演员在舞台上是一种享受。当天津评剧院向我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我已经47岁了。我从心里对这一块宝地非常向往。曾昭娟院长上研究生班，要进行汇报演出，给我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一起演，我说：“行啊！太好了！”就这样我到了天津评剧院。

　　排《赵锦棠》重拾马鞭枪

　　《革命家庭》演热血青年

　　刚到天津评剧院，就迎来一次大的挑战，那就是排演由传统评剧《朱痕记》改编的原创评剧《赵锦棠》。拿角色行当来讲，导演给我规定：“你要演《从军》这一场的《行路》，能不能拿马鞭枪？”就是右手拿马鞭，左手拿枪。这难度太大了，马鞭枪太不好拿了，因为一个短的、一个长的，再加上装扮是武生，武生巾有两个飘带，下边腰部还有大带，容易缠在一起。另外，穿箭衣，一走起来容易飘。我改唱评剧小生以来，从没拿过枪。好在我以前学样板戏时，偷着学过一段张世麟先生编的马鞭枪，可帮了我大忙了！不过，这一年我已经48岁了，我要重新练功、压腿、穿厚底儿靴。我就天天练，得先把两条腿拾掇了！然后再练手，几个手指头都是肿的，因为这个动作手指头总是分不开，打得手都肿了。

　　再后来又出了问题，一唱到《望坟台》，我跟他们的路数、演法都不一样，我的演法是唱“闷帘儿”，节奏很快，改编后赋予了人物情感因素，变得更加缠绵悱恻了，但感觉这个地方比较拖拉。我急得跺脚，又舍不得这段唱腔，就自己写了一段《大悲调》。因为《大悲调》毕竟是哭嘛，所以说两座坟，见坟如见人，见人如见娘、如见妻。用两个唢呐在前头伴奏，气氛非常好。

　　第一场演出，心情特别忐忑，担心观众不接受。专家说你好不行，你自我感觉好也不行，得观众说好才是真正的行！坟前祭奠那段仪式感十足，导演处理得也好，那种步伐，就好像仪仗似的，直接上去就打，情感表达得特别到位。《赵锦棠》在业内外获得了成功，给了我信心与动力。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怀念那场演出。

　　我们剧院为建党100周年创作《革命家庭》，我饰演江梅清，这个角色的实际年龄比我小40岁。一开始张曼君导演认为我比较老气，心里没底，她说：“哎呀，老剧，你干什么剃个光头呢？”我说：“就是在《寄印传奇》演出时剃了头，后来就不留头发了呗，留了也没用啊！”还得感谢造型师，给我弄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假发。解决了造型问题，又发现气质上不太对劲，排练时我就找服装师要了一件长衫，想先进入角色状态，把我本人的状态丢掉。然后又想，没有文人气质怎么办呢？就到眼镜店配了一副圆框眼镜。然后大家都不觉得我怪了，我自己也不那么尴尬了。拍定妆照那天，把假发一戴，衣服一穿，张导演一看：“嗯？这还是剧文林吗？”我就说：“是我啊！”张导演说：“嗯，还可以！”

　　我得演好一个热血青年，声腔形象、白话形象，都得让人闭眼一听，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不能老气。比如说，我讲台词的时候，我说：“同学们！”就要把调门儿升起来，语速快起来！曾昭娟院长扮演方承，有人看完戏后跟我说：“你教方承写字那一场，两个演员都特别有感觉。”

　　曾昭娟院长的精力都放在评剧上了，她对舞台的敬畏之心很打动我。比如排练时她那种认真的态度，对艺术永不满足的追求，确实超乎常人。她老得找点儿跟原来不一样的，总是在突破自己。有一句诗叫“咬定青山不放松”，我觉得用来形容她非常适合。

　　终圆拜师梦

　　就想好好唱戏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在我的艺术成长过程当中，无论是从村里俱乐部到县剧团，到石家庄，到天津，遇到过很多位老师。我正式拜师是张德福老师。1983年，张德福老师、李忆兰老师，还有鼓师夏有才老师到我们剧团收徒。给我安排的是张德福老师，结果别的老师都来了，张老师却因故没来，别人都顺理成章拜了师，我没拜成。

　　20年以后，到2003年秋天，我们到北京演《胡风汉月》。一位同事跟我说：“赶紧去看你师父去！”我愣了，没反应过来。他说：“愣什么神儿，赶紧走吧，德福老师等着你呢！”我赶紧跟他走，到花店买了一束鲜花，来到张德福老师家。进门后见到师父师娘，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止不住地流泪。过了老半天，我把这些年自己是怎么做的、自己都会什么，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师父。师父和师娘都很感动。师父说：“不要难过，这个事儿咱们接着办。”2004年，我正式拜入张德福老师门下，圆了拜师梦。

　　很多演员特别看重梅花奖。我在石家庄时，准备了一出戏，跟我的第一位师父董进才老师讲：“我想报梅花奖。”董老师说：“小子，我问问你啊，你觉得魏荣元先生怎么样？好吗？小白儿（小白玉霜）好吗？新凤霞好吗？你喜欢他们什么呀？”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你不是喜欢人家的艺术吗？观众记住的是什么？你记住人家的是什么？将来观众会记住你的是什么？这个你自己拿主意。后来呢，经过自己翻来覆去地琢磨，觉得董老师的话有道理。可能我这个人在这方面的追求不是那么强烈，所以我把这件事放下了。不背负这些包袱以后，在研究自己的戏上，精力会更专注。所以说，我在天津这十几年，我很享受，有遗憾，但也不是太遗憾。我也没有什么奢望，就想唱戏，就想好好唱戏。

　　评剧陪伴了我大半生，到如今这个年纪，除了在舞台继续发光发热之外，闲暇之余我也在指导后辈，传承评剧艺术。回顾自己的艺术之路，有收获，有遗憾，但更多的是幸福与感恩，只为了对得起舞台下观众的掌声与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