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103岁高龄的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1919年生于天津，今年，她推出了口述自传的上部《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该书由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10年整理撰写，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这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也是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

　　杨苡生于书香世家，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专家。“呼啸山庄”这一译名由杨苡首创，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

　　杨先生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沧桑巨变的百年。世纪回眸中，她说：“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平凡人，却也有许多的人可念，许多的事想说。”

　　该书从清末杨家发迹写起，到1946年杨苡从重庆随中央大学北返南京告一段落。以1946年分界的“上学记”与“上班记”是杨苡人生的双重变奏。书中收录了自20世纪初以来珍贵历史照片150余张，辅以翔实图注作为口述的延伸和补充。据悉，下部文稿已基本整理完成，将于近年出版。余斌说：“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的中间人。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史。”

　　这本口述自传缘起于1996年杨苡想看余斌的书《张爱玲传》，余斌登门送书。“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两个钟头。”余斌说，私下里杨先生很健谈，而他又对旧人旧事很感兴趣，“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

　　从此，余斌成了杨先生家中常客，在10来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场以倾听抵抗遗忘的谈话持续了20余年。

　　杨先生曾打趣说：“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余斌认为，杨先生的记忆是抓小放大式的，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这未尝不是一种观人观世的人生态度。

　　余斌说，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但在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在他家玩捉迷藏的往事，这位“颜伯父”如何做手势让自己藏到身前的写字台下；吴宓是西南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的一脸怒气；沈从文是大师级人物，是她感念的恩师，更清晰的回忆却是他当众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棉絮的画面……

　　余斌介绍，从8岁入校到18岁毕业，在天津中西女校读书的这10年，是杨先生最愿意回忆的日子。同窗情谊、少女心事、诗歌与话剧，乘着歌声的翅膀，无忧无虑。1935年，苦闷之中，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相像了。”她一直珍藏着18岁的毕业照，姑娘们穿着“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薄纱”做的旗袍，配白色皮鞋，象征春天的气息。接过毕业证书，“兴奋又激动”。

　　余斌说，杨苡先生把回忆比作电影，“她的‘场景式记忆’带来大量细节。”当无数细节以一定脉络组织成上下文，片段化的口述也向着完整自传的方向发展。

　　“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夹着一沓信纸，想到什么，随手记下。”杨苡先生的记忆力和认真让余斌佩服，“她不止一遍细细看了稿子，甚至不止一遍在上面做了改动，从一些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第一本口述自传送到杨先生手中时，她眼含热泪说：“可惜母亲看不到……”

　　在余斌看来，相比于成就，杨苡先生更关心她的日子，“杨先生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她的经历并不具有大喜大悲的戏剧性。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